杨德昌《独立时代》：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道德困境！
一、
在众多优秀的电影工作者中，杨德昌是我接触到的少有的兼备艺术家和学者双重气质的导演，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总是能很直观地感受到他对社会现状的批判、焦虑和反思，对人性崇高的真善美的珍视，以及苦苦寻找出路（个人的或社会的）的那份情怀……因此，他也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顺便说一句，在目前的中国大陆，贾樟柯身上也兼备了杨德昌的部分属性，但其艺术成就和思考的穿透力与杨德昌相比，仍是稍逊几分！）
除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的作品中，《独立时代》也是一部值得反复玩味的作品。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他“台湾社会手术刀”和公共知识分子最恰当的诠释。
杨德昌和他的《独立时代》
影片取名《独立时代》，顾名思义，就是要探讨人或社会如何才能获得独立，或者是呈现不同人在寻求独立过程中的路径、遭遇和结局。
《独立时代》的开篇引用《论语》中，孔子和其弟子冉有来到卫国的一段对话。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便是：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看到卫国的情况，感慨道：“人口真多呀！”，冉有便问：“人口已经这么多了，（国家或社会）还要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又问：“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呢？”
这段典故，正是影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在社会物质文明昌盛，不用再为生存问题与残酷的自然法则对抗或妥协之后，人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的提出，也刚好对应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独立时代》诞生于1994年，正是台湾经济腾飞之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与此同时，敏锐的杨德昌也发现了经济的昌盛背后隐藏着社会伦理道德的困境。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便是：中国儒家伦理传统如何面对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文化潮流？作为个体的人，如何在新旧交替、多元共存的文化形态中作取舍。
物质富足之后的伦理困境！
二、
在谈这部电影的内容之前，简单梳理一下中国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法则各自的内涵与区别。
中国儒家伦理，是以“父子”关系为本位的，并由此延伸出“君臣、父子、夫妻”等秩序分明的纲常制度。它注重宗族（或家族）和上下级秩序，把所有人都纳入到这个“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差序格局中。其精神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乃至周朝。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形态相对稳定的农耕社会（大陆文明），这套制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很深远地塑造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性！
现代社会法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主体，表现在家庭伦理中，是以“夫妻”关系为本位的，推崇自由、平等、协作、理解……资本主义发端于商业贸易（海洋文明），其精神可追溯到古希腊雅典时期。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这个制度自身也在发生演变，并不断对外扩张。但这种文化和思潮在向东方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常说的“西风东渐”），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学生们往往只学到了它的皮毛，导致盲目崇拜金钱，崇拜技术革新，欲望膨胀，向往自由，却漠视法则，不尊重差异……
《独立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别开生面的台北“浮世绘”。
而在《论语》的原典中，孔子对冉有的提问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子曰：教之。
大意是：在人口膨胀之时（人口膨胀的背后，是欲望的膨胀），物质昌盛之后，就要对他们进行教化。
对于一心想要恢复旧秩序的孔子而言，他所指的教化，当然是他那套“失传已久”的周礼，也就是后来演变而成的儒家文化。
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异化之路的。
三、
但，“文胜质则史”，礼教太过，往往扭曲人性，生出许多虚伪、怪诞、不可理喻的事端。
在影片中，富家女molly和阿钦因家族生意需要而联姻，但两人的婚姻关系却如同儿戏；琪琪和男友小明的情侣关系夹在父辈们的家族关系中左右为难、矛盾重重、难以喘息；molly的姐姐和作家的婚姻明明已经名存实亡，她却还要在节目中大力倡导传统伦理下的和谐家庭关系……
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同一个问题:传统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困境中。
这种困境，更无奈的表现是：如果真正按照孔子的教条，把它奉为生活准则和道德信仰，像影片中的琪琪那样，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在社会关系中表达着她的善意，由内而外地身体力行，在旁人看来，反而被误解成是一种“伪装”，让她百口莫辩。真可谓，真作假时假亦真！
那些已经摆脱了儒家伦理束缚的人，他们都去了哪里呢？
那个到处招摇撞骗的艺术家小波，看似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却整天沉溺于女色；小明的同事立人，心中从未有上帝，却打着上帝的名义勾搭路边的女孩；臭味相投的凯文和小凤，因对相同的利益追逐而走到一起，却彼此各怀鬼胎……
总之，当他们抛弃了儒家伦理传统，准备拥抱新时代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地陷入了不适与迷惘。
商业社会下，对真诚和孤独的体验。
四、
整部《独立时代》，导演抽丝剥茧，用他的手术刀，层层剖开生活和社会的本相，让我们看到：事实上，这种新时代下的道德困境造成的不适和伤害，人人都有体会，人人都在苦苦寻找出路。
Molly身上无处不在的孤独，导致她不断地从友情和爱情中寻找填补；作家厌恶妻子的世俗和虚伪，从家庭中逃离，选择独居；艺术家小波在追逐空洞的性欲满足中获得短暂的快乐……
最深刻地觉察到这种困境，并试图寻找解决之道的便是影片中的作家（作家的身份，某种意义上，同时兼有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气质，他们承担着为人类指明前进方向的使命。），他的思索和实践，也更有代表性。在路边与的士车相撞的那一幕，更像是一个哲学寓言。
如何才能从这种道德困境中走出来，获得救赎与独立呢？作家撞车后，终于领悟到：要建构一种合乎真实情景的道德秩序，必须先问自己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不是削足适履，无底线地拥抱一个已经僵化了的东西，把自己弄得很病态。
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因此，这个社会的伦理谱系也不可能是单一的、一层不变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社会才会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形态，作为个体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但人们对真善美，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是共通的。
至此，影片终于为开头的伦理困境找到了一条出路，那便是：以人为本，尊重差异，在多元的形态下发现真善美，创造真善美！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文化目前在新时代下演变的路径：从儒家伦理向人文主义过渡。
不得不说的是，无论“人文主义”的概念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它并没有东西之分，相反，它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世界性潮流。
这也意味着，只要符合人文主义精神，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西方思潮，都将被吸纳、被传承；反之，则会被历史抛弃。（此前，曾有人提出“新儒学”概念，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东方本土化的人文主义。）
换句话说，人文主义即是杨德昌在这次道德困境中找到的出路！
精神回归！
五、
我曾经在关于这部电影的推荐文中写道，虽然它诞生于二十多年前的台湾，但对当下的中国大陆，依然有现实的参照意义。
中国大陆由阶级革命转型经济建设，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物质成长，也正遭遇着杨德昌时代相似的社会处境和道德困境，而且，大陆还经历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历“癫狂”而成长起来的中国大陆，所遭遇的这种困境之苦，与杨德昌时代相比，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这么说，你很孤独咯！”
但是，反观当下，我们不禁要问，人文主义是否依然是解决之道，为我们指明独立之路呢？
我的看法是：即是，也不是！
说是，是由于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目前仍然没有获得彻底的解放、独立和自由，个人的价值依然没有得到充分地肯定，我们在作出多元文化的选择过程中，依然要承担过多的代价……这一切，都在呼唤人文主义时代的到来！
说不是，是因为与杨德昌时代的台湾相比，当下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甚至全人类，目前正面临着更复杂的处境。其中一个表现便是：科技的进步（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新算法等），将进一步瓦解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人的意义”，作为个体的人，我们终将被抛进无意义的黑洞中！而这时，人文主义将失去他的群众基础和理论根基，最终被无情地抛弃！
到那时，人类将何去何从呢？
文章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中国神话：夸父追日！
夸父在某一天醒来，奋不顾身地追逐太阳，最后他累死了，倒下了，身体化作了山川河流！
这个自取灭亡的故事，或许就是在预言人类最终的结局吧……
哲学家对这个时代的审视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