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90年代后集权主义再度归来——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20世纪90年代之后 ,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微妙的目标性转移:前十余年的目标是复苏经济,解决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放纵民间,举凡有利于生产力提升的俱得到鼓励,即便突破了法律底线,亦受到容忍;自此之后,改革目标已转移为加强执政集团的领导力,增强控制力以及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中央向地方收权,政府与民间争利,集权主义再度归来。
1.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图片来自网络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宣布未来的改革将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
在这一战略的引领下,吴敬琏等人提出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方案被接纳,中央政府围绕价格、财政和税收三大主题,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主要政策安排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将财政包干制改为分税制,从而改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及税收关系。
第二,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建立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推进现有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和商业银行的多元化。
第三,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宣布取消双重汇率制,自1994年的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1,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1贬值33%。
第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以股份制为目标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五,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2.分税制是怎么回事?
图片来自网络1993年9月,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为了说服地方,中央同意将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归地方政府,这为日后的“土地财政”埋下了伏笔。
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从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但是,分税制推行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事权不清,特别是中央政府,将公共服务部分的大部分支出转嫁到了县以及县以下政府的头上。二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中央将大部分税收持于手中,却不公开财政支出细目,拒绝建立对话协商机制。直白的说:地方把大部分的钱交上去了,但要花的钱却越来越多,中央把大部分的钱收上来了,但怎么花从不跟地方商量。
图片来自网络3.三驾马车
1997年夏季开始,美国的对冲基金狙击亚洲各国货币,引爆“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6月,中国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在金融危机和天灾的双重打压下,中国出现了自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萧条。
这时,朱镕基以三大经济政策,将中国经济拉出泥潭。
第一,启动城市化建设。1998-2001,发放长期建设国债,各大商业银行发放同等额度配套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货币供应。
第二,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
第三,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1998年7月,取消福利分房,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服务。
这三大政策分别着力于投资、出口和内需,由此构成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4.房地产市场的“松绑”带来的三个重大效应
第一,在分税制改革中丧失税源的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为主要增收手段,以“城市经营”为名,大肆炒作地价。
第二,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赢利产业。
第三,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及货币的大规模增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购买房产,视之为财富增值及抵抗通胀的避险性投资,房价水涨船高,成为民间财富配置的“变压器”。
图片来自房天下网5.观点摘录
(1)正如全球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景象一样,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伴生出一个经济强国,在危机四伏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它不但没有被击倒,而且逆流而上,一举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
(2)产权清晰化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上千万产业工人的被抛弃,再次展现出中国经济变革的残酷一面:非均衡的发展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在经济复苏和物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基层农民及产业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价。
(3)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
(4)中国经济治理的经典型困境: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经济、政治保证,而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
(5)当今中国的四大利益集团都形成了各自的利益格局,而且均非常强大,拥有各自的话语权和利益判断标准,然而,共识缺乏,目标多元,公平-政府与民间的公平、中央与地方的公平、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公平-成为一个最为重大、亟待化解的社会改革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