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灰窑“蝶变”：“赌钱矶”上的悲壮博弈

提起矿冶名城黄石，就离不了石灰窑，石灰窑的传奇从“赌钱矶”开始。

《大清一统志》记载：“当地有山，古名瑶山，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以烧石灰为生，瑶山在县（大冶）东四十里，俗名石灰窑。瑶山紧靠江边，崖石悬江之上，称赌钱矶”。《大冶县志》载：“瑶山在县东石灰窑堡，距城五十里，磁湖江上，土名石灰窑，垂石悬江，古有仙人赌钱于此，号赌钱矶”。

“赌钱矶”上仙人赌钱的盛景早已不存在了，然而，百年前“汉冶萍”公司在这里悲壮的资本博弈，却使石灰窑“蝶变”为享誉海内外的工矿特区。

猎富——浮华的“汉冶萍”

光绪十六年(1890年)，洋务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建炼铁厂，继而在大冶兴办铁矿。此后，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并在江西萍乡开设煤矿。1908年，盛宣怀奏请清廷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正式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它集勘探、冶炼、销售于一身，“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公司员工三万余人，其规模庞大，影响深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使用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联合企业，被称为“东亚第一雄厂”。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可谓控制了清政府重工业的命脉。它的历史，基本反映了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历史，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汉冶萍公司，是洋务运动和民族工业发展的历史产物。1909年4月，汉冶萍公司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拟招商股2000万银元，至1911年（宣统三年）只招得800万元。生产经费靠借债维持。1908-1910年盈余，1911年转为亏损。日债趁机侵入，签订多项条件苛刻的借款合同，至1930年总计借日债32笔，总额为日元5060万、规元390万、洋例银82万两，逐渐为日本钢铁垄断资本控制。

透过汉冶萍公司为日商控制的关联，我们看到了日本对矿产资源的野蛮掠夺。日本八幡制铁所比汉冶萍公司起步晚7年，两者的命运却迥异。八幡制铁所成为当代日本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而昔日被誉为“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汉冶萍公司，却在历史的硝烟中，炉倒火熄。

究其原因，除汉冶萍公司本身经营管理不善和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种种不利因素外，主要原因是日本对大冶铁矿的控制和掠夺所致。日本近代钢铁业的发展史，就是对中国矿冶的掠夺史，亦为对中国工业的摧残史。

建在石灰窑“赌钱矶”上的冶矿码头，见证了日军侵华的罪恶历史，也见证了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

博弈——铁矿的“控制权”

洋务运动将晚清封建王朝推上了资本巅峰。帝国资本无序扩张之中愈渐迷失了方向；国际资本陷阱重重，蛮横侵入；官场商界，豪杰人物风云际会——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等，纷纷卷入了晚清资本漩涡。

洋鬼子是铁了心要从我大清王朝榨银子，鸦片战争，圆明园在洋鬼子的疯狂下转瞬变成了废墟，隆隆的黑烟让整个紫禁城在哭泣。帝国主义者用“炮舰”轰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门。

清政府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搞“洋务运动”，他们依靠外国侵略者，兴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但是，“舰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于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经过一番筹划，开始在湖北办煤铁厂矿。

光绪初年（1875年），盛宣怀办了招商轮船公司，为了解决轮船的燃料问题，遍查长江沿岸的煤矿，在大冶的王三石、道士袱等处发现了煤。在勘察煤矿的过程中，发现了大冶铁山的铁矿。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以后，了解到大冶铁矿“实为中西最佳之矿”，遂设厂汉阳炼铁，就这样，由湖北铁政局开办了大冶铁矿。大冶铁矿矿局驻石灰窑。

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开办大冶铁矿的同时，修建了铁山到石灰窑的运矿铁路，在“赌钱矶”建起了冶矿码头。

张之洞1890年创办汉阳铁厂时，聘德国技师时维礼到大冶勘察铁矿。大冶矿藏丰富，铁质优良，仅裸露于地面的铁矿石就有1亿吨以上，矿石含铁量超过60%，另含铜、金、银、钴等稀贵金属，是世上罕见高品位矿。时维礼非常“惊讶”，将勘察结果秘而不宣，立即告知德国政府，德国政府马上同清政府交涉，希望能取得该矿的开采权，张之洞一口回绝。

1897年，日本用甲午战争中国赔偿的2亿多两白银中的一部分，建立了八幡制铁所，这是日本最早的钢铁企业。

正当日本为制铁所原料发愁时，得知了大冶铁矿的消息。清政府的实业顾问、日本制铁所技师西泽公雄，密报日本政府说：“即以近地面之层所蕴藏者计之，已有五万万吨之多。”他建议制铁所从大冶取得铁矿原料，并被日本政府采纳，作为国策定了下来。很明显，日本企图独占汉冶萍公司及其矿藏资源，想一手操纵和控制中国当时这个最大的钢铁企业。

筹码——带血的“铁矿石”

籍籍无名的铁山自从发现了巨大铁矿矿藏，由此成为时代焦点。

日本则如牢笼困兽——日本境内，无一处理想铁矿藏。没有铁矿石，就炼不成钢铁。没有了钢铁，日本的称霸野心，便成了无米之炊。在这一背景下，铁山成了日本当局垂涎的“肥肉”。

日本政府利用表面上是商业关系的贷款，抓住汉冶萍运营资本拮据的困难，想方设法渗透侵略力量，逐步取得大冶铁矿的采掘权。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汉阳铁厂同日本八幡制铁所订立的《煤铁互售合同》，所有条款有利于日方以低价独占大冶铁矿资源。

光绪二十九年汉阳铁厂大冶矿局借款合同中规定，日本借300万元给大冶铁矿，以30年为期，息6厘，大冶铁矿以支付铁矿石的方式偿还贷款。仅利息一项，大冶铁矿每年要付给日方价值18万元的铁矿石。合同还规定，大冶铁矿售与日本的矿石3元或2元一吨，更定价格时，须经双方商议方能生效。“一战”期间，国际市场钢铁需求量激增，铁矿石价格涨至约20元一吨，大冶铁矿仍不得不以3元一吨为价。

盛宣怀及其子盛恩颐数次向日方贷款，正中日方下怀。其结果是，大冶铁矿和汉冶萍公司，悉数落入日本当局之手。

1915年，日本在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中，再次提出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要求，以使因贷款而获得的权益，得到中国政府的永远承认。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资本战争中，中国当局输得体无全肤，并在日后使国家与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汉冶萍公司引进日本资金，改造、扩建厂矿，虽然扩大了厂矿生产能力，但其负债额度却大大超过了资本，以致处处受制于日本。到1937年6月，大冶铁矿共生产铁矿石1500余万吨，竟被日本掠夺走920多万吨，占总产量的61.33。而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仅使用了其中的500多万吨，只占28左右。同一时间，汉阳铁厂总共生产生铁230万吨左右，日本就掠夺走了50余万吨，大冶铁厂总共生产生铁25.8万吨，日本人掠夺走了百分之百。

大冶铁矿从1893年正式投产到1945年，共计生产铁矿石2092.32万吨，被日本掠走1550.8万吨，约占总产量的74%。

《铁山劫难》中记载：日本把掠夺大冶铁矿石看成是决定侵略战争胜负的关键。日本侵华期间，从中国劫走铁矿石，总计4630万吨，而从大冶铁矿劫走的铁矿石为1500多万吨。每一颗矿石上，都沾满了中国人的屈辱和鲜血。

蝶变——矿冶的“活化石”

洋务运动，帝国资本、官僚资本与风雨苍黄的民族资本在“赌钱矶”上的悲壮博弈，催生了大冶铁矿、大冶钢厂、源华煤矿、华新水泥、大冶电厂等五大厂矿，使石灰窑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工矿特区。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要求，百年“源华”已封井转型，“三楚第一井”见证了“源华”百年荣耀。“华新”老厂也淡出历史舞台，枫叶山厂区全线停产，华新水泥厂旧址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汉冶萍”遗址的冶炼铁炉、日式住宅、瞭望塔、卸矿机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是“汉冶萍”公司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

石灰窑全境呈群落式分布地质遗迹与矿山遗址多处，最具代表性的“汉冶萍遗址、华新水泥遗址、源华煤矿遗址”工业遗址中国唯一、世界罕见，是“矿冶”科普的活化石。

工业遗址是人类历史的瑰宝，石灰窑正“蝶变”为矿冶文化的科普基地，翩翩起舞，红日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