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是一种幸福吗？

失望，在从前只以为它是一种情绪，是一种不愿沾染的坏情绪，仅此而已，而今看过艾伯特·赫希曼的《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方恍然大悟，原来“失望”别有洞天啊！

日常生活中，失望是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且俯首即是，所以有人说，不要对别人抱有期待，自然就不会有失望；不要对自己太过苛刻，自然就不会太失望。私以为，如果限制了前者，那就是要断绝“人际关系”，抛弃幸福感；如果限制了后者，那就是要承接“逆来顺受”，丧失目标感。没有了幸福感，生活如何被定义？没有了目标感，人生如何被安排？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每个人对失望的感受力是不同的，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其失望程度是存在差别的。

我们时常感叹：就让一切自自然然的吧，生命中有太多的无可奈何，但那又如何？难道我们知晓了生到死的确切距离，就要迷失在白昼到黑夜之间吗？若如此，我们要用什么来填充呼与吸的空白呢？或许下面这本书能够给我们一些行为的阐释和指导。

《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也有《改变内涵: 私人利益与社会活动》的译法，它是赫希曼教授于198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毫无疑问也是一部伟大的著作。赫希曼教授通过引入“失望”概念解释了公众从私人幸福到公共幸福又回到私人幸福这一循环行动过程的原因。受限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无知，小文断然不敢妄言与各位看官作任何相关探讨，只是读罢此书有所启发，或觉朴素生活中也能微见其义。

失望底层逻辑

赫希曼教授对“失望”的概念并非基于“人类永不知足”的本性而提出的，而是从人类现实经验出发，将它与经济结构和发展的特定方面联系在一起看，用以考察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时产生失望的各种情境，将其设定在，失望更多的可能产生于超越现实的预期而非超越预期的现实的“预期错误”上。

赫希曼教授认为，公众从私人关注转向公共舞台的动机，和当公众参与公共行动遭受挫折后又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的原因，以及最终回归到参与公共活动和私人活动的统一，皆因失望——其背后是理性自利的逻辑（狭隘的理性选择模型），也就是说失望是人类事务的驱动力，它源于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

曾经那些利益至上和自我放纵的实利主义撕裂着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秩序，造成丰裕的物质没能让我们愉快，丰富的消费之后却愈加空虚，教育年限增加了却没能提升独立思考的能力。于是如教授观察到的那样，当时社会的消费者总是在私人的可获得与公共精神两种模式之间摇摆不定。一旦努力与回报失衡到不愿承担的程度，人们的注意力就会发生转向。

时至或更为艰难的当下，人类需要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富有弹性的现代文明，以应对其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宏大主题。就如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地奔向全球化人工智能时代开启生命3.0探索之际，2020年初一场全球肆虐的病毒彻底延宕了人类向前追求的脚步，让我们不得不正视现代人滞后的生理进化和高速的文化进化之间的失配问题，就寰球取向看该问题已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统一。

如何应对失望

每一个人都是某种社会背景下具体的人，其所处社会背景可以说对个人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不仅影响我们采取的行动和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理解，而且还影响我们对新观念的接受本身。正如埃里奇·弗鲁姆所说，人们的行为不是一个是否去遵循社会规范自觉决定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要付诸行动的问题，并在按照文化要求的行动中得到报偿，在此过程中被塑造出具有社会性格的个性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未完成的人。我们总是不停地‘进入生活’，不停地变成一个人。人的生存是一个无止境的完善过程和学习过程。所以，当我们在私人关注领域和公共参与领域相互替代的追求和探索中，不论是构筑虚无缥缈的蓝图还是展示社会真实图景，能够掌握的唯有不盲从，清晰地知其所择。

在变化万端的时代里，曾经我们坚信天下武功为快不攻，多数人偏好快速反应，而忽视了慢的智慧和慢能力。在我们转向领域或双向共生之时，不妨慢决策，生活中等待是常态，不怕延迟只求恰到好处，所以在做决定前或可等上一段时间，同时尽可能地搜集更多信息，做出理性的判断，那么到行动之日也能更加得心应手。毕竟，世界太大也太复杂，尝试塑造一个“平衡的”生活方式吧。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我们虽不安于恐惧的本能，但现实生活中我们仍是可爱的，始终怀有一份“未来可期，人间值得”的美好期待，踏实地行走在有限的光阴里，做着一份确定的努力，担着一份确信的责任。尽管我们永远不会拥有完美的世界，但如果我们不断提升获取美好事物的无限能力，那么一切不只会过去，而是会变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