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父文（一）
我父亲今因癌症不治仙逝，享年73岁。仙魂不远，追思慈亲。哀至痛哉，泣血顿首，再拜！祭父文曰
一
父亲生于1948年一个鲁西南的小村庄。老爷爷是个须发皆白的慈祥老人，整天是提着个烟袋不离嘴，老奶奶慈眉善目，很是温和。爷爷有四子四女，我父亲排行老二。
住在一高台上的土屋四合院中，在58年五月石榴花刚笑裂嘴时，父亲就随着奶奶去讨饭，领着六岁的四叔。奶奶颤着小脚，四叔幼小，根本就讨饭吃不饱。父亲单独去讨饭，开始遇到恶狗咬吓得跑丢了鞋子，到别人家害羞得张不得口。苦难是磨刀石，后来病饿在一破庙中，一老者喂食他一碗玉米粥，捡回一条命，这才使父亲坚强起来。遇恶狗咬，就用棍子打，到门口高声喊，恳切求，如此，母子三人也能勉强不会饿死。
十四岁时领着四叔随生产大队去打堤挖河。生产队几百号人，拉着地排车，推着独轮车，在村里集合。生产队里拉着粗粮面粉带着柴禾，就开始了长达两三个月的工程大会战。
到了大河堤前，红旗飘扬，大喇叭唱着革命歌曲，万人如蚁，密密麻麻地挤在河堤工地。挖土运送到几十米高的大堤上。父亲与十岁的四叔被分配到拉土组。两人到五里路外的地方去来回拉土。一辆平板车，两个小孩子，得拉着六百斤的土死命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拽。到得堤前，有专门负责帮忙往上拉的，上得堤来，得过榜称重，如土不够分量，要开批判会，还得回头补回一车，得不到地瓜粉窝头。生产队里的伙夫是半出工，伙食没有大油星，全是窝头。菜寡淡得养出鸟来。可父亲要强，硬是完成了任务。
经过这次的历练，父亲回来后就与别人一起到远在二百里外的煤城去拉煤，带着一个铁锅，饿了就埋锅煮面，困了就地为床天当被睡在路上。与四叔两人拉着八百斤的煤，往返得三四天，艰难地挣扎在崎岖的小路上。拉回来一车煤大约可挣得五元钱。
十五岁时在冬季随着三爷爷去闯关东。爷俩个推着独轮车，一路讨饭一路走在闯关东的凶险远途。父亲胆子大起来，狗咬就用棍子打，别人呵斥脸赔笑。连着一路也能独自要饭。慢慢地就来到了济南莱芜鲁王工坊在这里盘桓了很久，要满 一大口袋干粮继续赶路。
一天大雪紧，父亲正走在荒原上。极目四望，荒原银装素裹，绿树不见了，远山不见了，就连远看象一条绿色屏风似的骑马岭也消失了；大自然巨笔一挥，大地易色，一切都变成了白的、白的。但在这一霎间，他发现一个冻卧在冰雪里的人：五十岁模样，乱草堆一样的头发上，沾着几根地铺上的草叶，脸上还挂着没有洗去的泥巴；脸瘦削了，细长的脖子伸长着，就象北国荒原上一根藤条。
父亲忙走过去，给他吃了些干粮，又喂了些水。那人就苏醒过来了，那人千恩万谢，他五十多岁，姓张，干瘦如竹竿，却木讷老实得路旁的枯杨。原是我们的同乡，正赶在回我们家绡的路上冻饿倒在这荒原的路上。
几人看那荒原。荒原实在太辽阔了，任凭三爷爷极目眺望，仍然看不见它的边缘。
一路上，闯关东的人很多，可也一路上死了的人很多，路边的坟包很多。每个人都带着那不可描画的愁惨，每个人都刻着一脸的悲苦，在饥馑里，在瘟疫里，在高山的峻险里，在河水的迂回里，爬向那关外的荒原去。，遇到一个荒原弥漫着悲伤；生命的气息只剩一丝，失魂落魄，觉得天地间一片黑暗空虚，他对着它歇斯底里地哀嚎、咒骂，生而为人多么不幸！
三爷爷越看越心惊，感觉我父亲万难走到关东去。决意让我父亲随着老张转回家乡。
回到家乡后，父亲十六岁时，县联办工厂招收工人时，父亲是小学三年级毕业，我的爷爷是生产小队队长，伯父是生产大队的民兵连长。我父亲便顺利地进入了。父亲总是说，微笑对生活，微笑对别人，那么生活与别人也微笑对你哩。父亲在工厂总是善意地对待别人，所以就形成了善意的回音壁。因此人缘很好，便被推荐提拔为工厂与公社医院的团支部书记。在每周三晚，便组织全厂进行学习上级文件，还时常为公社里去帮忙。公社里向工厂要借调父亲到公社，可主任拿着父亲是个宝贝，硬是不放。父亲与厂长张庆明关系很好，很受厂长器重。
公社工厂规模很大，有一个面粉车间，还有一个翻砂厂，再有一个就是父亲所在的木工组。父亲的木工组有三人，那两个人是父亲的亲戚，因而关系很是融洽。父亲的工作是制作蒸饲养的木笼，还有一些是搂柴禾的扒子与馏馒头的篦子。销售木笼有奖励提成，那扒子与篦子往往是父亲到集市去销售。父亲有时就常常从每个里面提成一角钱，回来汇报说：“今天销售不好，价格买的低。”这样父亲慢慢地就积攒了些钱。
后来，正在父亲混得水生火起进，父亲以工人的身份验上了兵。令人高兴与悲伤的是父亲兄弟三人都验上了兵。三叔是北京建委的值勤兵，四叔是青藏铁路兵。老奶奶便要求父亲留下来，父亲是县联办工厂的工人呀，收入可补贴家用。哪有岁月静好，有的人只能默然负重前行。所以父亲无悔地放弃了当兵的指标，放弃了带着党员身份还有点文化去部队发展的人生际遇。
父亲对我说：“人的路有多长，得问双脚；人的路有多宽，要问心灵；要问人能走多高，要问眼界。”父亲常在公社里帮忙，父亲有文化，又很会来事，父亲对工作很认真负责，便很得公社主任的认可。
有一次，公社主任找父亲谈话：“县里的建筑工厂要从公社的工厂里推荐个人去那里上班，你愿意去吗。”父亲很犹豫。想在公社的工厂里上班很方便照顾家里的生产与生活，再说还是工厂里的团支部书记，收入很不错。便婉言谢绝了。公社主任很惋惜地摇头离开。
就这样父亲被县里建筑建筑联社看中，要调他。父亲看到年幼的我，辛苦的母亲，还得花钱买生产队里的工分，在公社驻地的工厂里上班离家近方便能照顾家里，再说也与县里的建筑联社身份与工资一样。于是就推托了.
可天有不测风云。到了1966年工农大联合，公社驻地的工厂的编制就下放到了公社里，父亲的身份就转移了，随着时光流逝，那县联社招工的证明材料在县里档案迷失，与工友们上访几次末果。
后来果不其然，公社工厂五年后改制，后又宣布破产，父亲便失业回家。而被县里建筑工厂里抽调的加一位工友，转成了正式编制，还成了建筑设计的小工程师。父亲屡屡感喟：“时也，命也，运也。关键还是人的眼界。’风物长宜放眼量‘，人只盯着眼前，人生之路是走不长远的。”
可父亲总是很乐观的。他说：“你笑对生活，其实生活就没有那过不去的坎。人还要勤奋，肯吃苦。那样生活就会对你笑。”父亲的每月的工资是28元钱，除了在工厂食堂吃饭贴补家用，还要拿出十元钱到生产队里买工分，那样就很剩下不了几个钱。父亲便与一叫小会的工友到兖州东平一带用自行车来贩运粮食。这来回一百公里的里程，当天是要打来回的。回来时往往要赶夜路的。没有月亮的夜晚，便有些怕人。那是曲折的土路，两旁是高高的庄稼地，微风过处，便哗啦啦地响，很疑心会从那黑黑的高高的庄稼地里窜出什么东西或坏人来。偶尔还有树上的乌鸦，呱地一声，让人吓得一哆索。
父亲与小伏便一路上急慌慌地骑，自行车上驮着二百多斤的粮食，又累又怕。有时远远看到村镇里透出来一两点灯光，便心里感到很温暖，也平添了很大的勇气，脚底下便变得轻松有力，速度在无形中加快了。骑到村镇时，便有半夜里的狗吠声。两人下车整稳妥车子，喝口水，吃些自家带的窝头，谈会话，便继续赶路。这还好，最怕的是到了我们的县城附近，小付要与父亲分路而行。分道扬镳后父亲的路程还有二十多里路，那心里就有些胆怯。父亲一个人走在半夜的黑路上，便嘴里颤抖着唱一支不成调的歌为自己壮胆。
最怕的是走到离我家还有一里时的一孤坟。父亲说每次到那里时，头发梢都竖立起来。在坑洼的土路旁，那黑黑的孤坟上长着一个歪扭的桑树，树上总是有乌鸦或猫头鹰伫立着，走到时它们有时飞起，有时怪鸣，吓得汗毛眼都张开着。那坟主是冤屈死的冤魂，吊死的。听村里的老人说古，那冤屈死的人鬼魂不得超生，往往野鬼孤魂就在夜间不时地飘荡。想着这些更是心惊胆战，硬着头皮骑过那坟，一脑门子的汗，衣服也浸湿了。长出一口气，终于骑到家门口了。母亲在灯光下还惴惴不安地纳着鞋底等待着父亲归来。
父亲到家门口故意咳嗽一声，母亲听到父亲的声音，便急忙来迎，帮着父亲把车子推到屋里。母亲便对父亲文章：“你先喝点水歇一会儿，我去给你下一碗面吃。”母亲便到厨房里，很快那灶下的火苗温柔地舔着锅底，锅里的水热气腾腾，那手擀白面条便在锅里欢快地翻腾。母亲盛了满满一大碗，为父亲淋上几滴香油与葱花，送到父亲手中，父亲接过闻一闻，连叹真香。便在母亲的温柔的注视下香甜地吃起面来。
父亲贩卖粮食的自行车是借的，那时自行车是多金贵呀，借车是不行的。父亲便很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自行车。可那时是物质紧俏的时代，买油要油票，布要布票，糖要糖票，更别说自行车了，没有关系是万买不到的。父亲很得工厂的厂长的赏识，便工厂里有些好事时厂长便想着父亲。一天，厂长兴奋地来找父亲:"我给你弄了自行车与缝纫机的票，你得管我一顿酒喝。”父亲很兴奋地感谢，接过票到县里的供销社去买，可供销社里根本没货，供销社对父亲说：“货根本来不到这里，要想买我们这里可以给你开证明，要到哈尔滨自己去提货。”父亲没办法，于是第二天便到哈尔滨去。
哈尔滨是个大工业城市，我舅姥爷在那里的工厂工作。舅姥爷很热情地接待了父亲，然后领着父亲买了一个自行车和一架缝纫机。父亲对对舅姥爷说：“我还有点钱，您看能不能再帮我买一个手表。”舅姥爷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倒有个关系，看能不能办成。”于是两人到了供销社，通过关系买了一块上海牌的手表。父亲在舅姥爷家逗留了几日，便把东西托运到济南火车站，然后又趁着工厂的顺风车拉回了自行车与缝纫机。回到村里，村中人纷纷来看。他们说：“真厉害，结婚都难办得到的四大件你竟然弄了两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录音机还有二十四条腿，这些结婚高档的用品，你真有办法呀。”众人赏叹良久。
父亲很得意也很风光，父亲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上边口袋上插着工厂奖励父亲的一支英雄钢笔，脚蹬一双锃亮的黑色皮鞋，沉默发亮的留着大背头的发型，身材挺拔，一米七六的个子，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很是英俊热情地招呼老乡抽烟喝水。
父亲有一个发小叫小品，工厂里缺少一个厨师时便找厂长力荐。厂长问父亲：“他手艺如何？”父亲拍着胸脯下保票：“小品那手艺没得说，千碑万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小品做饭的口碑那是顶呱呱的。”于是小品便顺利地进了工厂的食堂当上了厨师。可这顶呱呱的厨师刚走马上任就出了丑。急急地找父亲，父亲一看，我的妈呀，小品蒸出来的馒头又黄又硬又小。显然是面没有发好就蒸起来了。
父亲便让小品把蒸坏的馒头收藏起来，然后手把手地教小品重新蒸了一锅馒头。这样才艰难过关。可祸不单行，不久小品又出事了。有人举报小品往家驮了一袋子面粉。厂长要开除小品。父亲找小品调查。小品急得面红耳赤，发誓赌咒绝没干过那件事。父亲便据理力争，厂长了解清楚情况后便放过了小品。
有一天生产队派我去到我父亲在的工厂车间木工组，为生产队买一些扒子。我一早就到父亲做工的工厂。父亲工作的工厂是个公社办的工厂，规模很大。
我一看父亲正忙着扎蒸馒头用的木笼，就先到公社去捡拾香烟纸。公社驻地是个很繁华的集镇，集镇的中央是公社驻地，公社的大门是两扇铁栏杆大门，北向开，进去后是砖铺地的路面，高高的院墙不动声色地竖立，里面有高大葱葱郁郁郁的白杨树，没着门的正中路分列着三排砖瓦房，每排是十几间，正对大门的一个宽大的大礼堂。走到公社的大门内侧，便有花花绿绿的香烟盒。有的画着山海关的大前门香烟盒，白牡丹牌画着雍容华贵灿然开放的白色牡丹花，白莲牌画着袅娜羞涩开着的白色莲花，还有的画着喜鹊飞上梅枝。我把捡到的烟盒平整放好，回到学校后可以交换与别人看小人书。然后出来顺着门对着的中央煤渣路向东，路两边有着热闹的店铺。供销社是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十几排砖瓦房子，有屠宰场还有糕点房，沿街是十几间门头房，有布店，各色洋布，得用布票购买，再往南是供销社的糕点店面，有着各色糕点，我看着人们排着长他拿着糖票在买着糕点，咽咽口水出来，信步走进供销社的对面的新华书店，三组木柜台里面放着琳琅满目的各种人人书，沿墙排列着长条画，我拿出一角五分钱买了本《地道战》津津有味地翻阅着，看看临近中午，信步到了书店北面我父亲工作的工厂。
父亲工作的工厂是临公社集镇中央大路，在路的北面，大门在东边院墙的正中间，也是两扇大铁门，正对着大门的是五间的面粉加工厂厂房，一长排的面粉加工一体机，轰隆隆地响着。几十个工厂穿着白衣戴着白帽来回穿棱，有的推着滑轮推车装上加工好的面粉码放整齐，有的背着麦子口袋沿着长长的木板，顺着斜上的木板颤微微地走在上边，把麦子倒在准备加工的麦子堆上。 小丽是插队知青中的劳动模范，因而从生产队里被大队长推荐到公社工厂来上班。正忙着对面粉过称，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珠，用手指轻轻一抹，面庞上著着白色的面粉，红润的脸上如涂了层白霜，粉里透红，伴随着她的笑靥，有着说不出来的漂亮。我不觉有点看得呆。小丽阿姨拉过我的手，给我两块大白兔奶糖。
我吃着奶糖到南边的钢铁机械车间，车床轰隆隆地开着，工人师傅忙碌着，车间外是个炼钢的小钢炉，有炼出来的有好几重的大铁蛋子，铅球样，我往口袋时装了两个到了父亲的车间。父亲的车间在工厂的南边，临街又开着一门，父亲正在扎着蒸馒头用的大木笼，房子中间烧死着旺旺的焦炭炉子，父亲拿出一个馒头，我坐在马扎上就着红红的炭火烤着馒头，很快馒头散发出香气，馒头烧得皮儿焦黄。吃完馒头后，我拿出捡拾到的香烟盒整理后准备收藏，父亲看着我的烟盒，嘴里小声吟唱：“一等人大中华，二等人白牡丹，三等人大前门。。。。。。。”然后拿出他的红灯牌香烟递给继林一颗：“来，我们吸颗一毛找。”嘻嘻，红灯牌香烟是七分钱一盒，所以叫做一毛找，父亲是很俭朴的哎。继林是父亲要好的工友，他摸了一下我的麻籽盖头，笑着对我说：“来，看我给你留下的好东西。”他使出一个纸盒子，我瞪大眼睛打开来看，哇，是我盼望的花红柳绿的玻璃糖纸。糖纸上有的画着娇小玲珑的雪白的白兔，有的是顽皮活泼的猴子，还有的是雄鸡啼唱。。。。。。。一个个栩栩如生，真是喜煞人。我把玩着欣赏着陶醉着。
等待我玩足玩够了。他拿出猎枪，笑着对我说：“来，跟叔叔去打几只鸟。”我一听高兴地从马扎上跳起来，拉着他的手跟他到工厂的西南角，工厂的西南角是两排高大的白杨树林。我顺着继林叔叔的手往树上看，有几十只山雀拖着长长的尾巴在树枝上跳跃，叽叽喳喳地叫着，继林叔叔端枪瞄准，“砰”的一声，随着枪响，枪里的铁沙往鸟儿射去，有三只鸟儿坠地，我捡起。过了半小时，我们打了十几只。然后随着继林叔叔回来，把山雀收拾干净，在炉子上炸山雀，我感觉那是我平生吃到的最好的最香的野味。
午餐时候到了，我父亲带我到工厂的食堂用餐。工厂的食堂坐落在工厂的北边，是进入大门时沿着路往里走，路的北边是四间砖瓦房的工厂厨房，厨房前排列几十个石桌凳，地面上长着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夏日里在下边用餐非常凉爽。父亲拿出饭票，长长的大大的软软的白馒头是五分钱一个，咸菜条绊菜椒是二分钱，油汪汪的很是了吃，西红柿鸡蛋汤是三分钱，我们就在树下的石桌上用餐。父亲的月工资是38.5元，我想那收入在公社里算是收入水平中等。到了傍晚，伴随着红红的太阳西坠，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搂着父亲的腰，幸福地哼着小曲，往家里走去。
父亲在家中经营木笼制作，父亲的手工作坊倒也经营得风生水起。
二
1972年夏。这时，上海来的大姨正忙忙地往我家赶。夏天的微风吹拂着大姨的齐耳短发，头发黑而发亮，身上灰土布的对襟的上衣衣角随风起落，脚上的纳的千层底布鞋，踩在坑坑洼洼的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上，渐染到她黑土布的长裤上，钻到膝盖处的补丁处藏起来了。路旁的地瓜蔓如细长蛇爬行在黄土地里，细脚伶仃的玉米稀稀落落地如瘦的诗人一样立在田间，半枯的叶子飘摇，含羞地露出细长如黄瓜瘦小的玉米。
我大姨无心观景，抿了一下散乱的头发，已经奔走到了我村东头的小溪上，见一双拱石桥如长虹卧波，溪水清冽蜿蜒潺潺环村，绿树下的溪面上偶尔有游鱼跳波。荷叶青碧，葱郁的芦苇荡傍溪伸展有几十亩，蒹葭青青中，有水鸟乱鸣。大姨看到风景秀丽，也走得汗流浃背，便慢悠悠坐在桥上的光滑的石桥栏上，放下手臂上的挎着的竹篮子来察看，看篮子里有几十个鸡蛋破了没有，还看了下几个大白馒头，几根油条，还有一些大姨自家炒的平时往集上去卖的花生。
在溪前光着屁股的小熊孩子摸着鱼儿，看过来却不再说笑。小孩子静悄悄，必定会做妖。他们看到大姨的一脸麻子，齐声喊：“麻坑麻坑满脸是，葳了蚊子小细脚。”正喊着，父亲骑着自行车从县办的公社工厂里下班回家经过，下车捡起一小土坷垃作势要投，惊散了小屁孩，接着热情地与大姨寒暄。
大姨很高兴地看着父亲，父亲留着大背头，头发粗硬而发亮，一丝不乱，宽额头，高鼻梁，粗眉大眼，方脸圆下巴，胡须刮得放着青光，长颈方嘴，一米七八的挺拔身姿，臂长手大，右手前有一黑痣，手背上青筋尽露。大姨看到此心内有点不安，心中想起了算命先生讲过：手背有痣，黑痣劳碌，不藏而露，财富不聚。看着手上的痣有点发呆。父亲便说：“他大姨，快到家里去吧。”大姨接着看了父亲一眼时尚的穿着，不安减退。看父亲脚穿着黄色的解放胶鞋，一身中山装干净笔挺，前衣口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手推着一辆崭新的永久性牌自行车，露出手腕的上海牌手表。
挺有派头的，大姨心想。于是大姨脸上溢满笑意说：“他三姨父，你从厂里下班了？”父亲看着嗡声嗡气的大姨，大姨的一个鼻孔被一肉瘤堵住了，便大声地说：“来，我们一起回家。”连忙接过大姨的竹篮子挎在自行车把上，两人说说笑笑地往家中走。
大姨沿途观望，桥东沿路三百多米的路南有一亩见方的院落，院落用土墙围绕，有堂屋与东厢房各四五间，隐约可见场院外有晾晒的大豆，南墙外有半亩多的菜畦，绿油油的想是种着旺盛的黄瓜与豆角，青的应是肥大的白菜，红的应是西红柿，那绿树长柳丝下有一架碌碡，光滑的石井栏东还有三亩地，这是做为给看这生产大队油坊的“光棍司令”小专报酬的自留地。正听到小专打着竹板唱着山东快书《武二郎》“闲言碎语咱不讲，咱讲一讲那个好汉武二郎。咣里个咣。”还有一把二胡拉得却凄婉悠扬，继革的一声横笛吹起，那么宛转，大姨与父亲听着便有点陶醉。父亲笑着对大姨说：“这光棍司令领导着一帮子人在瞎乐和呢。”
大姨便笑着继续跟着父亲往村东头走。村的东头是千顷良田，绕村的一带青溪和那芦苇荡。二人沿桥走到西边百多米，看村内都是柴扉土墙，茅屋低小，屋后大都是榆树槐树阴着后屋檐，枣树与桃李树罗列堂前，远远近近地卧着几百户的农户人家。村东头路南是一溜六七间的六生产队的队屋，场院有三四亩大小，西南角有着四间的土屋牛棚。牛棚西面隔一路是四亩左右的一池方塘，浮萍上有鸭拔清波。塘旁是绵长柳条拂水，村中男女少年正站在柳杈上跳水，溅起的水花老高，荡漾着的波纹便传到了方塘西面我的家中的院落宅基地。
二人一路走一路看，转眼已赶到我的家中。
大姨来我家，母亲让父亲抱出他刚从工厂发的行军被，笑着对大姨说：“她大姨，你看我们的这床棉被，也盖不着，天又那么潮，长期放着就会被潮坏的，那多可惜呀，哈哈，你抱回去用吧，免得糟蹋了。”母亲说话声中好似带着让大姨帮忙的口气。大姨眼圈一热，笑着接过棉被。
父亲又说：“她大姨，你看我们家磨粉条，实在是忙不过来，你让爱芝爱莲来我们家帮忙吧。”大姨连连说好。在厨房，大姨对我奶奶说：“你看他三姨三姨父真是想得周到，也真是体贴心。在这么穷的年代，谁家会有多余的被子呀，谁家粮食不紧张呀，她说被子会潮坏，让孩子到她家，除了给她们多添几张口，孩子能中多大用呀。除了有爱心的人，不会想得那么细，帮别人，又不伤了别人，不让人感到尴尬。”
奶奶颠着小脚忙忙地玩把一大锅水烧开，拢拢额前凌乱白发，笑着对大姨说：“亲帮亲邻帮邻嘛。不要太在意。”二人忙着唠着。
到傍晚时分，公社的通讯员来到村东池塘西边一家独立四合院的院落的门口，叫门：“队长在家么？”闻声走出一位四十多岁，不大像农村人，也不大像城里人的汉子，赤红脸，光着脚，像个庄稼汉；可那套涤卡上装，和塞在口袋里的笔记本，又像是管点事的。看那任人对他的敬重，无须细问，他是六队队长，我的爷爷士臣。来人交待队长晚上务必在生产队开会传达上级精神后就离开了。
队长关上竹篱笆门，那竹篱早已褪去绿色，在风的吹拂下咿呀作响。
正对着竹篱笆门五六米的是一棵两搂粗大的枣树。老树皮黑褐色，龟裂纹理，虬枝弥漫了土屋形成的四合院。恰值1960年6月份，石榴花开，那夕阳红皱了石榴花，万绿丛中一点红，娇艳美色补须躲，它正咧着嘴角，仰着烈焰红唇，羞妒着穿着红裙飘飘的四姑。
四姑穿着绣着一对蝴蝶的红布鞋，如麋鹿迅捷轻盈地往东厢房奔，齐腰的黑粗随着她曼妙的腰肢来回摇曳，手端着的一盆热水便溅出几点欢快的水花。屋内传出急急的催促声：“快生出来了，使劲使劲！”
大枣树下依偎一五十多岁老汉，不紧不慢地从扎着黑对襟袄的黑布带里抽出别着的大烟袋，装烟，打火点烟，悠悠地吐出缕缕烟来。
西厢房的厨房门，一五十多岁的老妇颠着小脚往锅里舀水，花白的头发披拂在她的慈眉善目上。盖上锅盖，急急地拉着风箱，锅底的火温柔地吻着锅底。这时竹篱笆门外传来一对母女的乞讨声，老妇便从本不宽裕的窝头中拿出一个，柔声细语，交给那乞讨母女……
西边天正火烧云，院子外池塘泛着金光，狗吠深巷，鸡鸣树巅。池塘东第六生产队的铁钟响了！社员稀稀拉拉地往那有十几间土屋的生产队场院汇集。
村中间一片巍峨的县长大院里却响起三声关门炮，震得那两里灵棚簌簌抖动，追思着县长的老太爷刚去的英灵……
屋外，我的父亲，一挺拔英俊的二十四岁的男人不安地张望，走动。有时捋一捋黑亮的大背头，有时抬手腕看看上海牌的手表，有时从他的挺索的灰色中山装拿出英雄钢笔写些什么。
这时，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我妹妹降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