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办教师生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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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班是五一二班，班里有60多个学生，由于我白天晚上都在学校，所以有时间进行管理。再加之，课备得比较充分认真，讲得又比较活，学生较为满意。

就在我刚接手五一二班才几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1976年9月9日，校长说：“有一个重要广播都要听一下。”

时间到了，打开收音机，里面传出一阵哀乐，我心中一咯噔，是不是有大领导逝世了？大家正猜疑时，收音中一个播音员沉痛地宣布：毛主席逝世啦！

当我听到毛主席逝世几个字时，失声痛哭，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心中十分悲痛。在场的老师们也都泣不成声，哭声响彻整个校园。

当天，一致到后来的好些天里，人们都沉寝悲痛之中。全国人民都处在悲痛之中。9月18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百万群众参加的追悼大会。当场哭昏的有3000多人。

天安门广场毛主席追悼会

当时，人们的悲痛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而且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虚假的成份。

毛主席的逝世对我们来说，确实在感情上深受打击，思想上也很有压力。

不少人都担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同样如此。当不久之后，北京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人们情绪才渐渐平稳下来，心也安了下来。

我暗自下了决心，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继承毛主席遗志，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自此，我又全心全意地投入了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中。

我上课时要求比较严，有学生说话时马上用眼光扫过去，不是很调皮的学生马上就自觉停止，用心听讲；极个別不自觉的学生用语言敲打，也就没什么事了。

老师讲课

学生其他问题课下解决，较严重地不遵守纪律的，实在调皮捣蛋的，叫到办公室解决。办公室解决不了的，联系家长，学生也就不敢再怎么样闹腾啦。

班主任事比较多，会占用不少时间。由于我在学校住，家中又没有什么事，就比较方便。

通常，我要早起一会，先到教室溜一圈儿，看哪位同学到的早，谁扫地了，擦黑板了，办好事了等，看准时机就表扬几句，这些学生挺高兴，干得更欢了。

早自习及各种自习必到班里守着。一边看书改作业一边监督学生。学生有问题，及时解答；个别不自觉的学生及时发现，及时批评、教育、制止。

那时的环境不太复杂，学生受社会影响小，想法不是太多。捣蛋的学生也是极个别的，一般翻不起大浪。所以，感到比较好管理，学生学习劲头也比较足，比较刻苦。

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当班主任，一是要用心。就是说把心向着学生，心里有学生，真正把心用到为学生好上。

二是要勤快。要经常蹲班，经常接触学生，对学生真正了解，真正为学生着想和办事。学生有问题，马上想法解决。

三是要注意方法。要让学生满意你，服气你，你就得有让他（她）们服气的本事，就得会处理事。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多给予学生，千万不要向学生索取和伸手。同时还要一碗水端平，不能让学生感觉到有厚此薄彼现象。

那段时间，除班级工作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就是学校开展了一项勤工俭学活动，而且每位老师都要参加。

辅导学生

活动是制作算盘珠。学校买了一台手摇制作算盘珠子的机子。把截成一定厚度的梨木板子放到制珠机钻头下，—手扶住板子，另—只手摇动钻头，—会就钻出一个算盘珠来。

每位老师每天用20分钟左右的时间，大体上就可以完成任务，挺有意思。这项工作进行了两年多，估计也没赚什么钱，后来也就停止不干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送走了五—二班。到了1977年8月，校长给我按排了新任务：教初一语文，还当班主任。

带初中班事情也不少，其他事我就不说了，只说—件事。这件事现在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就是利用周日时间，进行学生家访。

是成批进行，而不是个別的。不是学生出问题才去的那种家访，而是我主动与学生家长沟通的家访。

老师家访

全班60多个学生，我去了有40多家。家在外村的不方便，没有去。因此，既建立了与学生家长较为密切的联系，也与学生拉近了距离。

所以许多学生都愿意接近我，愿意同我讲真话，愿意听我的话，跟这次家访也有一定的关系。

后来我这个班里有几位学生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现在在岗的有领导、专家、主治医生等。为此，我稍微感到一点当老师的自豪。

说起家访还有一点遗憾之处。就是当时一次家访已进行了好多家，天实在太晚了，就有一位学生的家没有去成。结果，使那位学生哭了几场。后来，我知道了，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在此，我只好说声：“请愿谅，对不住了。”

实际上，那个学生平时学习表现都不错，我对他很看重。也不知道他考上了哪个学校，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我在这里说一声：“祝你一切都好！”

这件小事也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事情一定要细心，周全，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尤其是做人的工作的时候，不能漏掉任何一个人；做事的时候，不能漏掉任何一件事。”

初中这个班我带得很是舒服，与学生的友谊越来越深。同时，学校对我也越来越认可，还让我担任了团小组长。这是我在当民办教师时当的最大官了。

正当我充满激情地带领全班学生一路往前奔的时候，我的髙考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1977年高考入场

当时，我有点矛盾，我带的这个班刚上手，一切都刚走上正轨。走吧，有点舍不得；不走吧，我毕竟不是公办教师，而只是个民办教师，前景如何尚不可知。

我带着这个问题找到校长交换了一下意见。校长与我分析道：“咱学校的老师多的是，不行我可以打报告向公社要；

可你考学却不同，以后不知道政策会不会改变，同时你把这个班学生送走后再考，那时能考个什么样子还是个未知数。”

校长的话说得既客观又诚恳，我经过认真思考，又与家人商量，决定还是去上学吧。

就这样，我带着家乡父老和学校师生们的希望，也带着我的小小遗憾，走出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