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论》的翻译看“好中文的样子”
在韦建桦《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百年回顾》一文中,介绍了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例子。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马克思在讲到手表手工工场时,列举了制造钟表的各种分工。由于钟表工艺的发展,现代的钟表工厂早已没有那么多的分工,就连钟表技术人员都对书中所说的情况也不明白。但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为了追求准确的译文,四处寻找修理钟表的老师傅和熟悉钟表技术发展史的专家,最终把这些分工的确切称谓准确地翻译出来。于是,我们有了以下的译文:
例如,机车是由5000多个独立部件组成的。但是它不能算作第一类真正工场手工业的例子,因为它是大工业的产物。钟表才是最好的例子。威廉·配第就已经用它来说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钟表从纽伦堡手工业者的个人制品,变成了无数局部工人的社会产品。这些局部工人是:毛坯工、发条工、字盘工、游丝工、钻石工、棘轮掣子工、指针工、表壳工、螺丝工、镀金工,此外还有许多小类,例如制轮工(又分黄铜轮工和钢轮工)、龆轮工、上弦拨针机构工、装轮工(把轮安到轴上,并把它抛光等等)、轴颈工、齿轮安装工(把各种齿轮和龆轮安装到机心中去)、切齿工(切轮齿,扩孔,把棘爪簧和棘爪淬火)、擒纵机构工、圆柱形擒纵机构又有圆筒工、擒纵轮片工、摆轮工、快慢装置工(调节钟表快慢的装置)、擒纵调速器安装工,还有条合和棘爪安装工、钢抛光工、齿轮抛光工、螺丝抛光工、描字工、制盘工(把搪瓷涂到铜上)、表壳环制造工、装销钉工(把黄铜销钉插入表壳的接头等)、表壳弹簧制造工(制造能使表壳弹起来的弹簧)、雕刻工、雕镂工、表壳抛光工以及其他工人,最后是装配全表并使其行走的装配工。只有钟表的少数几个零件要经过不同的人的手,所有这些分散的肢体,只是在最终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机械整体的人的手中才集合在一起。
长期以来,有一种论调认为港台的翻译比大陆更加典雅、信达,事实上,看了《资本论》之后,你会知道,那都是无知的幻觉。
翻译家王太庆说,大陆在 1949以后,中国组织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这个机构虽然以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对象,不翻译其他典籍,却以译品的质量和数量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翻译的样板,为译者们不得不考虑和借鉴。马列著作的翻译,对于现代汉语来说,则提供了额外的养分。使得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在大陆的老翻译家们看来,港台现在的翻译感觉译文陈旧,王太庆说:“主要是由于那些地方缺少了解放后的改造。”他还说:“即使在今天,还有人总是发思古之幽情,在文章里夹点不通的假古文,一味博雅,拿来吓唬小青年。”其实,“那是一种退化了的文言文,既不精确,又无文采,读时非常吃力,把握不稳,印象非常肤浅。”
通过《资本论》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当初以制造“两弹一星”的魄力,去攻克马列经典翻译的难关。这种翻译方法,继承了唐代“译场”翻译佛经和晚清传教士翻译《圣经》的方法,一改单一译者单打独斗的模式,发挥集体的智慧,群策群力,所形成的译文更加扎实,更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著名学者雷立柏认为:“现代汉语是一个相当年轻的语言,这个新语言不断利用欧洲古代和现代的概念和比喻来丰富自己。古汉语是一门充满诗意的、模糊的、缺少公认定义的语言,而现代汉语则是一种具有明确定义的语言,是一种很有效的媒介。它能传达技术知识,也能探讨最深邃的哲学思想。这种情况是漫长翻译工作的结晶。”可谓定论。
而我所主张的好中文的样子,简单来说,就是左手马列,右手《圣经》,为中文找对风格的感觉,培养作家的耳朵,写出晓畅平易、雅正简洁的现代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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