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你以为《哈利.波特》只是给小孩看的书？(九)
《哈利·波特》
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德裔犹太人艾利希·弗洛姆（ErichFromm）在其著作《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中表述过这样的观点，“二十世纪的精神病比十九世纪更为严重，即使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出现了物质的繁荣”。他所说的物质的繁荣不仅仅是指狭义上人们所理解的各种财产和物质财富的繁荣，而是指包括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发展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无限未知可能，人、社会组织、社会活动皆随之改变的广义含义。
“ 人与物的对立也泛化为人与除了精神世界之外的整个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对立，人处在被文明普遍异化的状态之中。 ”人在物的面前变得无能为力，被物质支配，被物质奴役，被物质文明这一强大的异己力量捉弄并吞噬，让自己变得没有感情，成为丧失理性的物品。《哈利·波特》的全球传播，仰赖古老的凯尔特文化积淀，依仗新纪元运动的灵魂疏导，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在庞大的物欲横流的世界面前无法自持，精神难以控制陷入窘境的现代人找到了心灵救赎之途。
20世纪以来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加剧导致的人类生存处境的变化以及价值评判的变更使得反叛传统表现形式的流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颠覆着传统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将不满与绝望的情绪遍洒世界。
传统作家的作品中对人类欲望的担忧与鞭挞同样多有表现，在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中，伊阿古的嫉妒与报复导致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的惨死，高纳里尔和里根权欲膨胀，罔顾亲情，毁灭了国家，麦克白在野心的怂恿下，亲弑国王，家国破碎，血流成河。
《哈利·波特》
因而，忧郁的王子手握利刃延宕不已，无法抉择到底是生存还是死亡。莎士比亚是立足善恶的角度对文艺复兴时期对神的极力摒弃和对人的力量张扬，使人获得自信却也付出人欲横流的代价这一状况进行针砭。
19世纪身处金融资本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用“世俗喜剧”的方式，刻画出金钱社会赤裸裸的尔虞我诈。全心全意爱着女儿，临终却像被榨干的柠檬一般被抛弃的高老头。
亲手葬送女儿幸福，眼睛都已经被黄金熏黄的葛朗台；丈夫明明在眼前，为了赔偿金却抵死不认的夏倍太太……作家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将主人公的发迹过程与场景夸张，以表达自己的愤怒。
20世纪以来，现代化战争频繁爆发于局部地区，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不断制造事端，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人类、牲畜、禽类之间互相传染疾病，现代文明之象征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在飞机的瞬间撞击下毁于一旦，血腥的伊拉克战争让积蓄几千年的文明成果灰飞烟灭。“非典型性肺炎”（SARS）疫情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不寒而栗。口蹄疫，禽流感的多次爆发，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肆虐，让人震慑的同时更让人警醒。正是现代性危机的加剧引发了20世纪后期遍及世界的文化寻根潮流，这股潮流体现了“东方转向、原始转向和生态转向”，将其反思和批判的锋芒集中在“种族、地理、性别、宗教、历史观及文明起源等诸多方面”。作为现代科技的主要动力和当今全球化的主要力量的英国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树立了其“世界工厂”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田园毁弃，工业兴起，机器工厂代替手工工场，丧失土地的农民大量迁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丧失了人身自由。殖民时代的开启，确立了欧洲中心主义不可动摇的地位；黑奴贸易的猖獗，奠定了白人中心主义的种族优越的基础；男性手持权杖，指点江山，已历千载，男性中心主义，在当今尤甚。
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罗琳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等现象有着鲜明的立场，德思礼一家的人物设定让读者看到了“文化寻根”的影响。
作为麻瓜的他们过着麻木机械的生活，对金钱之外的任何事情都很冷漠，相比整部皇皇巨著的篇幅，作者对他们的着墨并不多，但却足以刻画出现代人千篇一律的生活窘境。
“家住女贞路4号的德思礼夫妇总是得意地说他们是非常规矩的人家，拜托，拜托了。他们从来跟神秘古怪的事不沾边，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那些邪门歪道。
弗农·德思礼先生在一家名叫格朗宁的公司做主管，公司生产钻机。他高大魁梧，胖得几乎连脖子都没有了，却蓄着一脸大胡子。德思礼太太是一个瘦削的金发女人，她的脖子几乎比正常人长一倍。这样每当她花许多时间隔着篱墙引颈而望、窥探左邻右舍时，她的长脖子可就派上了大用场。”
开篇的这段诙谐的英式幽默的文字表达，将已经在大机器生产中异化的人的性格特征展露无遗。人不再是宇宙之灵秀，万物之精华，不再是有血有肉有思想内涵诗意的栖居在大地的灵物，而只是工业生产流水线的一部分，关注的只是“钻机”这件维持现代社会正常运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与代表着经济效益的订单数量，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皆是充耳不闻，眼不见为净。
对于失去双亲的哈利来说，德思礼一家是他唯一的亲人，是他来到魔法世界之前在世界上唯一的倚靠。而德思礼一家人对哈利的态度，让人看到的是当今社会的人伦惨剧，现代人亲情与良知的双重泯灭。只要哈利说到咒语一类的事情，他的姨夫德思礼先生就会激动地大吼大叫，巫师的存在对于他们一家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耻辱，魔法明明在眼前，愚蠢如同买鞋子的郑国人，宁愿相信量好的绳子也不相信自己的脚，抱着自己的偏见，死不悔改。
他一次又一次将哈利关在简陋的扫帚间，对待他如同对待犯下重刑的囚犯，禁锢猫头鹰以阻断哈利与魔法世界的人联系，或是妄图在阁楼上安装铁栅栏限制哈利的人身自由。本应该疼爱遗孤的姨母德思礼夫人将哈利视作洪水猛兽，痛恨自己的亲妹妹，全然不计亲情的血浓于水，认为她的亲外甥是令人头痛的大麻烦，在哈利面临生命危险时不管不问，甚至巴不得他早点从他们的“正常生活”中消失。
哈利的表哥的达力，对待哈利如同自己的奴隶，他在殴打哈利中获得快乐，用欺负弱小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强大。他为了数额可观的零花钱亲吻内心厌恶的姑妈，为了父亲许诺的礼物收心敛性装成懂礼貌的好孩子。在父母作为的耳濡目染下，他已丧失了孩子的天真烂漫与纯真性情，成为一个装腔作势，任性妄为，自私自利，彻底异化的人。
吸吮大地母亲乳汁繁衍成长起来的人类早已在轰鸣的机器声中丧失了对原始自然的敬畏感，物欲的膨胀让现代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掠夺自然宝藏，以令人胆寒的方式戕害动物，灭绝植物。
发端于20世纪30、40年代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拉丁美洲影响最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它以拉丁美洲的民族文化传统为土壤，在创作手法方面以欧美现代文学为参考，把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传统思维观念、拉丁美洲人民筚路蓝缕发展的艰辛、现今仍畸形的经济结构、频繁的政权更迭和至今依然贫困的社会现实融合在一起。在60年代能够发展至高潮，究其原因，应归于其价值倾向所表现出的回避现代文明，回归原始传统。
从16世纪以来，拉丁美洲的各个国家先后沦为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地，另有法国与英国不时侵扰，饱受西方国家的殖民掠夺，形成其多灾多难的历史。自20世纪以后更是遭受欧美资本主义的经济垄断和政治压迫，面临发展落后，停滞不前的僵局。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的短篇故事集《危地马拉传说》中《文身女的传说》一篇中揭露并展示了人性原本固有的淳朴善良如何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走向糜烂淫逸的深渊，又是怎样依靠原始的巫术思维去战胜邪恶，返璞归真。
加西亚·马尔克斯意蕴丰富的史诗性作品《百年孤独》，由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兴起、繁荣、衰落及至彻底消失的过程，对军事独裁者的残暴和殖民侵略者的血腥进行无声控诉，探讨如何摆脱与世隔绝状态，以长者姿态指点迷津，更是将巫术思维与现代思维的对立、城市化的发展与军事独裁的血腥贯穿于小说之中，展露出魔幻现实主义反思批判“现代性”特有的思想倾向。
寻根与复归的主题不仅仅表现在后现代主义文学各个流派的文学作品中，更多表现在北美和西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寻根运动，阿斯图里亚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作品中描写的图景仿佛是现代社会被水泥钢筋压迫在矮小空间无法自如呼吸的现代人找寻纯如无瑕灵魂的宣言。
“在欧洲和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20世纪后期出现了种种新兴的原始主义运动。阿斯图里亚斯小说中的情景完全可以看做是现代人重新寻找灵魂的开始，是这场原始主义运动的寓言。”
著有《原始的激情》（Primitive Passions）新纪元运动干将之一的玛丽安娜·陀格尼克（Marianna Torgovnick）在其著作中探讨了被西方人称之为“原始的”文化思维究竟是什么并阐释了它们为什么能够引人入胜。同时，研究了卡尔·荣格（Carl Jung），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劳伦斯(D·H·Lawrence)和乔治娅·托特·奥·吉弗(Georgia Totto O’Keeffe)的创作共性，洞察他们或在心理学著作或在文学作品或在绘画作品中是怎样使用“原始思维”作为灵魂与个体沟通交流的介质。“原始的激情”为我们了解自己的内心提供了奇异的方法。
在《新的印第安人》（New American Indian）一章中，作者提及她参加的主题为“润育灵魂：发掘每一天生活中的‘灵歌’”（Nourishing the Soul: Discovering the Spiritual in Everyday Life）的会议。该会议的参与人士绝大部分是白人女性。我们从会议的主题即可看出，“润育灵魂”和“精神性的发掘”就是远离以白人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从心底去认可作为异族的美洲原始的印第安人文化，这一点与玛丽安娜试图凭借“原始主义”解决新纪元人类精神困惑的畅想不谋而合。
“美洲原住民文化的器物被认为具有精神品性的功用，在会场的内外到处摆放着。像巫医之轮的形象、彩绘的木棒、羽毛饰品、横笛音乐与颂诗录音带等均在现场销售，琳琅满目，摆成一长串的展台。”
古老的器物好像具备神秘莫测的能量，得到它们的现代人则如同控制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转变更换的符契。依靠着表面上看起来无生命实则所蕴含的强大魔法力量的器具，去解救沉沦于消费社会拜金囹圄无法自拔的灵魂，去抵抗“现代性”的负面效能引发的心灵失衡与精神危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开辟的梦幻世界新大陆与人类学家所奔赴的异民族文化的新大陆都是他们期盼和向往的地方。一个是向个人内心世界的陌生领域的探险和拓荒，另一个是向现实世界的陌生空间的探险和追寻，两种探险同样是激动人心的。”
因而，当达达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列东（Andre Breton）第一次踏入拉丁美洲的土地，他被所见到的景象深深震撼，原来那些超现实主义作家和学者殚精竭虑想要寻找的承载着原始记忆的东西，在这片原始土地的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中竟是俯拾皆是。在某种程度上，超现实主义者可以被认为是无法对循规蹈矩生活安之若素，不甘平庸的精神冒险家集合，他们所做的并不是蔑俗轻规的狂狷之事，而是一场思想文化的寻根。
叶舒宪先生在《文化寻根的学术意义和思想意义》一文中解读了世界性的文化寻根运动在文学艺术方面得到更多关注和突出显现的原因。从文化寻根的时间向度与空间向度，文化医学的治疗意义等四个方面阐释了文化寻根的思想意义，认为“文化寻根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抵抗工具理性霸权的一种复魅方式，在高扬思想性与批判性的同时，要求重建感性、诗性、神性的文化，对现代性的科学主义予以补充与校正。”
获得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学者汤川秀树在几十年前对科技万能的错觉有着直率的批判，“科技可以变成一种有用的家畜，也可以变成一种无比凶猛的野兽。不管在19世纪的科学家看来什么才是正确的，在我们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人看来，也是很难直截了当作出‘科学增强人类幸福’的断言的。”作为首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人，他并未有任何骄矜自满，反而在很多场合表达自己对科技过快发展的忧心忡忡。
对于生活在高速运转社会中的现代人而言，生活就是一场竞技比赛，从一出生还在襁褓里啼哭，无法理解人生为何物，语言为何物的孩子就被不断灌输这样的观念，要比别人先学会走路，要比别人先学会奔跑。生存不讲过程，只看结果。如果不能够跑在前面，就会惨遭蹂躏，就会被贴上标签定义成一个失败的人。生存空间变成一个充满压力的“高压锅”，夹杂在其中的人不遗余力在各个方面追求权力，为蝇头小利殚精竭虑。
从前宁愿身死也不接受的东西，为了自己永不满足的贪欲而接受，灵魂赖以倚仗的东西，或已消失无踪。更为可怕的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人物将其美化为“噪鹃原则”，噪鹃这种隶属杜鹃科的鸟类从不自己筑巢，将自己的蛋产在其他鸟的巢穴，占据有限的空间，并在孵化前将其他鸟蛋挤出去。以自认有道理的言论胁迫胆小怯懦，无力反抗的小人物，让所有人必须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大自然，要么生存，要么死。社会已然病态，人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已远离大千世界的万众生灵，成了与自然隔绝，头脑日益迟钝，肢体日益迟缓被异化的动物。因而，这样病态的社会亟需治疗，而文学治疗则是切之可行，并见之成效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