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影响力边界属性造就了东方比西方长期法制上的落后
法律和道德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是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保障。左手是道德，宣示着精神统治权；右手是法律，展示着强大的统治力量。在东西方的法律发展路上，却经历着截然不一样的道路。
雅典学院：西方思想的源头
西方社会，在渡过中世纪的黑暗后，先后发展出了“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法律成为了西方社会的基石，选举、商业、行政等全方位地立足于法律体系，因此，律师和法学家成为了西方社会地位最高的一批人，众多国家元首出身法律系。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截然不一样，中国历史上法制最为健全的是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而后数千年中国的法律制度建设都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高举道德旗帜的儒家开始兴盛，道德在法律不完善的地方和不成熟的年代，扮演着非官方的法律角色，家族族长和地方绅士等扮演着民间法官。
由此，西方议会制度早已如火如荼的发展，法律制度不断推动着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反观东方，中国的道德建设不断强化，家庭的作用不断扩展，统治者以道德教化来降低统治成本，弥补法律上的不足。
故事也许到此就该结束了，但回过头来，我们不禁要问，上述现象究竟是文化引起的差异，还是另有他因，或者说，是东西方天然的差异，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这是法律的固有属性导致的结果。
在农业时代，甚至工业化社会前期，法律都有着自身不可避免的不足，法律有影响力边界。
立法者，可以以柏拉图的情怀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法律的实施呢？没有好的实施办法和合格的实施者，再好的制度都是空中楼阁。
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凭借团结的嬴氏家族，励精图治的官员，勇猛杰出的将军和战士，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开创了史无前例的法制文明，但是统一后短短数年间，秦王朝轰然倒塌，秦国的法律制度在扩大数倍的疆域上遭遇了水土不服，法制人才的缺乏更让秦国的律法在很多地方成为一纸空文。随后的数个王朝，哪怕汉唐盛世，中国的法律制度成熟度也无法与秦国相比，难道是后人不如前人聪明吗？这是时代变了，战国时代的秦国面积有限，在农业文明时代，法律可以到达其影响力边界。当中国走向了大一统，法律便丧失了其全国影响力，“天高皇帝远”便由此而来。在这种大背景下，统治者不得不采用影响力更加深远，但作用有限的道德教化，忠、孝、义等被反复提及，历代皇帝也以身作则。
西方议会，国家基石
西方社会呢，无论西欧还是美国初期，领土面积很小，相比战国中后期的秦国小了太多。即使是这样，西方国家依然采取了联邦制度，领土广阔的苏联采取了中央集权的邦联制。在面对法律影响力边界的问题上，东西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东方采用道德的补充手段，维系大一统的中央政府。西方采用切割权利，将立法和执法的权利下放到地方，以提升法律的效用。
法律的影响力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而发展的。结束了二战和国内战争后，中国之所以法律建设不断取得了新进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法律的影响力边界从此可以遍及整个国度，法律的执行成本也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在新的技术水平发展大格局下，我们有理由预计，中央集权的国家在法制建设将取得更大成就，而发达国家曾经的联邦制度，将造成相对高额的法律成本，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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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十二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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