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视角，文学的重构
——评袁行霈的《中国文学概论》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和专业学习者，加上那么点试窥性质的初探“企图”，本人深感对于有一定文学功底和基础的人来说，若是想要把中国古代文学的全貌概况进行专业性的认识和梳理，则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概论》不可不看，不可不精读，且一遍两遍恐怕还不够，至少应三遍以上。究其缘故，本文试着从两大方面来说明。
一、独特的视角
《中国文学概论》作为一本用概论的方式来阐述中国古代文学的著作，要明确其性质，倒是一个难题。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近四十年来中国大陆似乎没有出版过《中国文学概论》之类的书籍，我只能根据自己平时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摸索着建立一种体系。这种体系既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也有别于文学概论；既要涵盖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又要简明扼要并且具有理论性。”鉴于此，为了论述的目的和从书的内容上看，（实际上这也是本文立足的基点）本人把它的性质暂定为文学史类书籍，至于恰当与否，希望大方之家能支持这样一句话：“你所说的我不可能都同意，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
从宏观方面来讲，《中国文学概论》并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中国古代文学入门书，尽管它的第一批读者是外国学生。正好相反，它以多侧面的透视和总体的论述的独特视角来阐述中国古代文学时所涉及的内容涵盖量极大极广，比起当前通行的高校文学史类教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全书的总论中，并从此中得出它是中国文学通史的结论。
综观总论六章，每章都是以不同的视角来综述文学，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文学审视观。第一章作者用四个方面来概述中国文学的特色，其中不乏贯穿实例的引证。第二章中提出的中国文学分期的依据和基于此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四个时期的观点则成为本部分的重头戏，乃至全书的闪光点。到了第三章中的关于地域研究问题，是作者针对以往的中国文学的研究中注重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而提出来的。至于第四章的文学类别划分、第五章的儒释道三家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及第六章的文学鉴赏，作者在前人和今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却又简略的概述，把专著浓缩为章节，使读者得到精华中的精髓，但又不束缚他们的思维，可以让其在脑中再由薄到厚。一句话，综合六章说它是中国文学通史是不为过的，只不过为精华本而已。
从微观方面来说，《中国文学概论》在它的分论部分以四章的份额分别有详有略地论述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文体，抑或可以说是把其有密切关系的文体进行综论。在综论过程中，作者的意图和思想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一些新颖的观点的提出和论证亦被作者翔实的材料和朴实的语言所“证身”。如在论述中国诗歌的源头时，袁行霈先生在传统两个源头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诗歌的第三个源头为汉乐府的新看法，并且把其抬到更高的地位，似有压倒《诗经》和《楚辞》两个源头之势。在这里，作者还似有意暗示中国传统的各种文体有很大一部分最初来自于民间，只是在经过一段时期后，所谓的俗文体才被扶正，登堂入室地成为雅文体。
另外，作者在对诗赋、词曲、小说、散的源流演变论述过程中，认为每一体裁都有其发育、成熟、衰老期。从中，一些文学研究中令人费解或解释不甚清楚的现象就得到迎刃而解。比如同等资历下，体裁成熟期时的作家们更容易成名，颇有时势造英雄的味道；而体裁衰老期时的作家们，若是没有勇于探索、去尝试和创新的精神，只会安于现状或朝着极端发展，不能做到像苏东坡以诗为词、周邦彦以赋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的文杰那样不被体裁的外在形式所束缚，不但不能登上文坛的顶峰，成为一代大家，甚或会被时代所淘汰。
由于是对每一种文体进行论述，分论部分看起来就是几种分体文学史的结集本。须要说明的是，不能因为此，我们就主观地认为它们的联系很疏散。恰恰相反，全书抓住了文学体裁在演化进程中互相渗透这一关键，清晰地展现出各种体裁丰富特征的成因以及复杂的演化过程的由来。所以说分论部分就是四种有机联系的分体文学史，应当是缩写罢了。
二、文学的重构
《中国文学概论》作为一本已出版有十余年历史的专著，它的亮点即以文学体裁演化阶段作为中国文学分期的依据并由此而得出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四个时期的结论，相信是使它至今仍受欢迎的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传统和现行的高校文学史类教材的编写大都是沿袭老套的编写体例，即以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主要是朝代分期）来描述文学，通过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研究来较清楚的展示该时期的文学与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关系，并由此来认识、揭示该时期文学发展的规律。这样做本无可厚非，怕只怕到最后的成果弄出的却是一本或一部关于作家、作品的评论的集合体的所谓文学史，与同一体例下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不可同日而语，有着天壤之别。
本来，文学史作为“史”体，其编写自然是以时间为顺序，但具体到操作步骤上来，则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文学分期的依据应是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主要是朝代分期）；另一种却认为其依据应为文学体裁演化阶段，因为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就应通过对文学体裁演化进程中每一形态的研究来较清楚地揭示文学自身特征与其运动机制，而前者是以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不利于揭示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不过后者的理论被付诸于实践的，当首推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概论》。不可否认，上述两种观点只是由于出发点不同，才造成了体例的内容各有侧重点罢了，至于孰好孰坏，至今当没有定论。因为按照前者编写的文学史有几部还是非常经典的，如游国恩等于六十年代初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况且此种体例仍占据着绝对的主流；而后者鉴于体例还不是非常完善，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以新巧取胜，有点华而不实的感觉，所以袁行霈先生虽然写出了《中国文学概论》这一似有“违背”常规惯例形式的著作，但在他近年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体例上仍是以朝代分期为依据，尽管书中出现了三古七段双视角这个理论新亮点。也不知是悲或喜，更大的可能是或许是提出理论容易，可一旦具体到操作上来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但愿不是囿于传统习惯。
虽说是文学的重构，提出了文学分期的依据和分为四个时期：诗骚时期、诗赋时期和词曲、话本时期以及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不过《中国文学概论》中的观点仍是一家之言，并非定论。所以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应分为五个时期，不过仍是以文学体裁的演化规律为依据，即文学的自由发生期、文学的恢复发展期、文学的自觉繁荣期、文学的全面成熟期、文学的总结期（详参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第五期关四平《中国文学史重构断想》）。可喜的是，两家的立足点都是以文学体裁演化阶段作为文学史的分期依据，只不过是在以此为前提下如何建构新的文学史体存在着分歧，这也不违背学术研究领域应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关四平先生似乎论述的更详细、更明确，认为：中国文学史，顾名思义，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它首先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而文学的发展史，又是由各种文体的兴衰嬗变史构成的。中国文学的文体系统，包含着既互相渗透、横向影响，又纵向发展、独立成章的各个子系统……新文学史的体例，就要以文体的兴衰嬗变规律为分期的主要依据，同时兼顾不同历史阶段给文学以重大影响的各种社会外有因素。可见袁行霈先生的观点不但不是孤立无援，反而关四平先生的后起之论大有超过其之势。
不可忽视，《中国文学概论》全书也不是无毛病可挑，如在分论文论一章时，其内容过于单薄，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远不如前三章的份额和重量。此外，有人说小说论一章有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子。关于这一点，本人想还是有待于商榷。而从以上两点中衍生出来的关于此书至今还没有修订版本的问世的问题，则似乎成为一个遗憾，毕竟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过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见解、新成果还是有值得吸收的，这也贴近当下的一句时髦话——与时俱进。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概论》作为一本关于文学的概论性著作，既体现出它的专业性，不是泛泛而谈，有它自己的独特视角的编排体例，即以文学通史和分体文学史的形式紧密联系地论述中国文学；又突出了它的新颖性，对中国文学进行了重构的设想，为后来者研究提供参考依据。以上两点，足以使它成为当代中国一本历久不衰的学术性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