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6日10点，上海军事法庭开庭，第二次公审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说是公审，其实审判地点和时间都没公开，法庭里只有20几个记者算是旁听。

下午4点，审判长石美瑜宣读民国三十七年战审字第28 号判决书：

被告冈村宁次，无罪。

侵华急先锋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在日本东京一个没落武士家庭。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和同期生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矾谷等志同道合，在青年时代就有了侵华思想。

1907年， 他担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国学生队区队长，认识了阎锡山、陈仪、孙传芳等中国学生，由此开始认识中国。

1915年他以参谋本部派遣人员身份，来到中国山东参与日本对青岛的争夺。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此后他的军事生涯基本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担任军事职务之多之高，超过了所有侵华日军将领。

1917年1月，冈村宁次作为青木宣纯中将的助理派往北京，收集情报。

1921年10月27日，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这三个军衔仅是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在德国巴登巴登疗养院聚会，结成“巴登巴登盟约”，约定以"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日本史上著名的三羽鸟之盟。

巴登巴登盟约形成标志着日本军部独立的开始并成为其走向日本政坛推行军国主义的起点，这一天被日本史学家视为昭和军阀的诞生日。

1924年，冈村宁次受命担任日军参谋本部派驻上海的谍报武官。他在谍报武官任上，干得风风火火，很有"实绩"。1925年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本来是日本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引发的。冈村宁次却利用英国人打头阵，让中国民众的反帝矛头对向英国。结果，1925年度日本对华出口总额，反而较上一年增长了12%。

江浙战争期间，他浑水摸鱼，派间谍到两方阵营充当顾问，以“我是他们的评判官” 的身份操纵江浙地区的军阀混战。

1932年8月，冈村宁次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指挥关东军进攻热河等地，并代表日方签订《塘沽协议》。

从此以后，冈村宁次的军事职务越爬越高，直至侵华日军总司令的顶峰。

冈村宁次最主要的罪行不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而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作战。1941年7月，冈村宁次调集数万日伪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多次大“扫 荡”，包括最残酷的1942 年的“五一”大扫荡， 前后造成约百万平民的死亡。

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战败投降

1945年8月12日，冈村宁次收到了东京大本营的密电，透露了准备接受投降的实情。他拒不接受，他给全体侵华日军的训示仍骄狂地声称“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玉碎之决心，誓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

1945年8月15日，冈村宁次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密电。他才意识到，战败投降已是事实，他已无力回天。

1945年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对华投降书上签字，并向中方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

但他从不承认日军的失败，反复强调中国派遣军的投降，不是因本身战败，而是随着国家的投降，不得已投降的。

日本投降后，冈村宁次为远在西南和内地的国民党军队保守地盘和武器，拒不向我党领导下武装缴械。冈村宁次此举受到蒋介石的嘉许和欣赏。

不久，冈村宁次出任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负责处理200万在华日本军民的善后事宜。

这段时间，冈村宁次过得很滋润，常坐禅静养、下棋饮酒，钓鱼消闲。不时还有国民党政府高官会见或看望他，其中包括蒋介石、白崇禧、何应钦、汤恩伯、冷欣等。

法庭受审

早在1945年11月，中共就将冈村列为头号战犯。远东国际审判法庭也将冈村列入战犯名单，并三次要求引渡冈村回日本审判，但都被南京政府以各种理由拖延下去。

但随着谷寿夫、田中久一等日本战犯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以后，各界民众日益关注对冈村宁次的审判。在国际和国内强大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将冈村宁次送交中国军事法庭审判。

1948 年7月7日，上海军事法庭发出传票，命令冈村宁次出庭受审。

8月14日，上海军事法庭再次对冈村宁次进行法庭调查。法庭庭长石美瑜问了冈村几个问题：

一、你担任派遣军指挥官是奉命还是自己的意愿？

答：我担任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是奉政府命令。

二、你参加大东亚战争最高军事会议几次？

答：从未参加。

三、你担任总司令前对日军屠杀平民、放火焚烧是否知道？

答：我对日军屠杀放火事件都不知道，担任总司令后曾约束部下。

四、日军27师团长落合甚九郎、116 师团长长菱田原四郎、64 师团 55 旅团长梨冈寿男、长沙警备司令船引正之等所部杀人放火的罪行，你应否应负责任？

答：菱田原四郎等人的罪行我不负责任。因总司令官以下有方面管辖军，方面军以下又有军 司令部，师团由司令部管辖，与总司令部相隔两级， 故其罪行应由师团长负责。

五、日本海空军是否由你负责？

答：一部分空军归我指挥，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自成系统。

在法庭上，冈村宁次把自己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净，日军屠杀中国老百姓的罪行都推到师团长身上。

1948年8月23日，上海军事法庭在上海参议会大礼堂第一次对冈村宁次公审。参加旁听的有1000多人，礼堂外面也被围得水泄不通。

在法庭上，冈村宁次对自己的罪行百般抵赖，其辩护律师江一平、杨鹏、钱龙生和检察官唇枪舌战，气氛紧张。

公审后不久，冈村宁次以身体不好为由，提出了假释和延期公审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冈村宁次这个头号战犯，在中国监狱的时间仅仅一百多天。

冈村宁次公审了一次就停了，而且一停就是几个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不满。

身为审判长的石美瑜倍感压力。他因主审汉奸陈公博、缪斌，审判日军战犯谷寿夫、酒井隆，提供土肥原贤二定罪要证，而享誉中外。他知道中国国民对他的期望很高，同时他也知晓上面并不想重判冈村宁次。如果轻判了，自己会被唾沫星子淹死。因此他提出辞职，但没被批准。

无罪释放

1948年11月28日，国防部、司法部、外交部、行政院军法局等单位开了一个如何处置冈村宁次的会议。

当时，绝大多数代表主张判处冈村宁次死刑或无期徒刑，但国防部的代表曹士澄却强硬地主张冈村无罪：

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作战指挥，都是遵循着日本大本营的命令而行。在此期间，他不仅不曾下达虐杀的命令，而且曾经严令禁止滥杀无辜。冈村并没有直接参与杀害中国人民，也没有人这样告发过他。不只如此，冈村在战后积极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不将武器转交给中共，在终战处理方面也颇有功劳，不是吗？

众所周知，冈村一向坚守反共立场，若是将他处以死刑，正好称了中共的意。相反，将他释放回日本，则是相当有利的决定；冈村必定会感于这份恩义，在日本继续坚持反共的立场，并且很有可能在将来的反共战争中，成为支持中国的一股力量。

曹士澄这番论调，上升到政治的高度，隐含着蒋介石和国防部的意图。当时是战时状态，谁又想“政治不正确”呢？

于是与会代表全部同意了曹士澄的主张。主持会议的何应钦责成曹士澄撰写报告书，并送蒋介石裁决。

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一直为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奔走，他在日记中曾写道：“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会、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为此，冈村宁次一直视汤恩伯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和恩人之一。

1949年1月24日，上海军事法庭再次向冈村宁次发来传票。此前，审判长石美瑜接到蒋介石签署的电令：“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

1月26日，第二次公审冈村宁次。检方主张死刑，三名中国律师坚持无罪。中午休庭时，石美瑜将其他四位法官带到审判长室，取出了已经盖上国防部长徐永昌大印，写着“无罪”两字的判决书。

我必须坦白告知各位，这起案件已经由高层决定了。我对此无能为力，大家现在就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吧。

空气凝结，石美瑜接着说：

我很清楚大家的心情，因此也无法勉强各位。只是，在隔壁房间里，国防部派来的军法官已经在那边待命了。就算我们不署名，他们也会立刻接手整起案件，结果还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只是，接下来我们会被全体带到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去而已。

听到这里，所有法官默默拿起笔来，在判决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下午开庭后，审判长石美瑜宣读判决书：

被告冈村宁次，无罪。

法庭全场哗然，石美瑜宣布退庭，躲进了审判长室。愤怒的记者冲破宪兵的阻拦，到办公室抗议。趁着混乱，冈村宁次从后门溜走。

“无罪”释放对中国人民犯下极其严重战争罪行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是叛国卖国的犯罪行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1月28日，毛泽东同志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严令南京政府立即逮捕不久前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宣判无罪的日本战犯冈村 宁次，同时逮捕主要的国民党战犯。……”

国民党总统李宗仁下达了逮捕冈村宁次的命令，但汤恩伯扣压了这道命令。

1月30日，冈村宁次和其他259名日本战犯搭乘美国轮船驶离上海，回到日本。

死不改悔

回国后，他立即向驻日盟军最高长官麦克阿瑟建言：“美国如不早下决心，尽快采取措施，不出半年，中国大陆必将尽归共产党之中。”

为了回报国民党的恩情，1950年，他还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指导国民党军队反共作战。

1966年9月，他因心脏病猝死在东京，时年82岁。

他到死都没深刻反省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在回忆录中坦然写道：“过去的日本对外政策，其侵略的污点，确实必须反省。但其解放东亚之大目标，从人道及人类进步的角度看， 我认为还是光明正大的。”

这真是一个死不改悔的军国主义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