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而立之年的自己

        丁卯年、丙午月、戊戌日、戌时，听着感觉好生别扭，其实也就是30年前今天，一声响亮的啼哭，我被幸运的带到这个世界。何谓幸运，源于当时“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高压政策。而当时，父亲作为村里一名芝麻大的小队长，断然是不能“顶风作案”的。想必也是这芝麻确实太小，在我母亲引产之后的第二年，父亲毅然决然的辞掉了这一差事，也加入了“超生游击队”之列。所幸，母亲在第二年便生下了我，没有经历如我岳父母的“八年抗战”之苦。

        要说为何在当时如此高压态势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老百姓们宁愿倾家荡产也要生个儿子，与千百年来“重男轻女”的思想固然是一脉相承，但也与农业社会的实情切不可分，虽然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与发展，这一实情已渐渐弱化。但当时来说，作为生长于农村的男孩，平日里，干些力气活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些大多数女孩是做不来的，所以对于这样的实情其实我是有深刻体会的。

        然而，“重男轻女”这一思想对我的家庭来说，可能也仅仅停留在思想上，而未见于行动上。虽然也曾有过差点将我姐姐寄人篱下的闹剧，但终究只是个闹剧而已。事实是，父母成婚以来，白手起家，含辛茹苦，将两口之家经营成羡煞旁人的口之家。为何说羡煞旁人，其实无非是父母培养了姐姐和我两个大学生，严格的说，姐姐是保送的硕士研究生，这也就是我为何说“重男轻女”只是停留在思想上存在罢了。这对于十里八村来说，不可谓不稀奇。曾经每逢假期，每每与父母一起去集市做生意，耳边总是诸如“这一双儿女真是有出息”，“你家定是住在了风水宝地上”等等溢美之词。此时，父亲总是洋洋自得，母亲作为妇道人家，总是奉守谦逊之道，此时却也难掩内心的自豪与骄傲，而姐姐和我却总是对此很是反感，其实为何也弄不清缘由所在。

        现在想来，父母是足以享受这份小小的，于他们而言，却是无比厚重的荣耀。这是一份属于农村平民百姓的特殊荣耀。从一穷二白的农民，到尝遍贩卖蔬菜、鸡蛋、猪油各种营生滋味小商贩，到后来一做就是三十年的又脏又累的屠夫行当，可以说是尝遍人生滋味。有意思的是，虽然屠夫是个很脏的行当，但我父亲却是个体面的人，从来穿得是比一般农村人来的干净、整洁。靠着这个营生，三十年来，风吹日晒，风雨无阻，愣是将姐姐和我养大成人，还先后培养成大学生。为此，生性刚烈的父亲，甚至在困难之时张口借钱，也从未放弃过供我们读书。考上大学本身并无多大值得炫耀之处，值得骄傲的是，在捉襟见肘的境况下，多数农村平民老百姓选择让孩子辍学打工，补贴家用，而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即便挣钱再辛苦，却从来没有对姐姐和我在学习方面的需求说过一个“不”字，而同学对我家境不错的印象，应该主要也源于此了。

        恍如隔世间，我已迈入而立之年。30年，不长也不短，只是人生已近半；30岁，不大也不小，为人子也为人父。酸甜苦辣，悲喜交加，所谓人生，不过如此。30年间，从初为人子，到为人夫、为人父，经历了人世间的至悲至喜，才真真切切地稍稍体会到“父”、“母”所蕴含的深义。曾经我总是告诫自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要善待父母，做一个善良的人。而终究我还是没有逃脱其中滋味，对生活怀有无限畅想的父亲突然离世，让我痛入骨髓。痛苦地回想父亲的过往，因为深信父亲可以让我冲破困囿自己的牢笼，启迪我人生的智慧，坚定人生的步伐，让我看清人生的方向。思来想去，其中影响我最深的当属“责任”二字。

        我们是被贴上“80后”特殊标签的群体，出生于计划生育时期，造就诸多独生子女的时代；成长于改革开放，经济、社会、文化剧变发展的时代；伴随着被普遍怀疑能否扛起家庭、社会责任和国家复兴重任的一代。最近，常闻“读书人，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内心激荡；也听闻93岁退休数学教授重回讲台讲授古诗词，誓为往圣继绝学，触动很大。

        万世生灵，于天地之中，如蝼蚁千千万。是否我们就应如蝼蚁般生活，或者说蝼蚁的存在就没有意义？生灵的繁衍、家族的延续、文化的传承、民族的复兴，其背后无不是责任、担当所为。虽众人非皆为帝王之相，皆有鸿鹄之志，但即如蚍蜉，若能尽一己之力，展一己之才，担一己之任，实乃家庭、社会、国家之幸也。

        （写于2017年父亲节前夕，追忆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