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章被锁了

我生在文革初期，能记事起，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那些事是劫难也是磨练；是屈辱也是动力。对我影响很大。

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需要反思；也是人性的泯灭，人也应反思。

我无意翻旧账，不是报复，只是对那个时代的自己一个交代，这是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但一发表就被锁定，只能私存，多次修改多次申诉，皆没有得到答复。现附全文，希望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文革那些年》附原文如下:

01

我是文革开始的第二年出生，文革结束我九岁，文革几乎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文革那些年那的些事有耳闻也有亲见。特别是四岁以后发生的事，记忆犹新。

对于生在文革的且又是地主成分的人来说，想读书升学几乎是不可能。但我却是例外，而且四岁就开始读书写字，比同龄人还早。是不是应该感谢四岁时发生在我家里的那场劫难！！

初闻此曲不知意，如今竟是曲中人。

我出生时，文化大革命就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了，城市大串连搞批斗，农村虽然文化人少，但有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也是革命的重灾区，我们家沾亲带故都是地主，自然就成了批斗对象，父辈成了地主子女，而我们就是”地主羔子”了。

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由一些干部为头目，搜罗一些赤贫分子组成工作队，成员大多十六七岁，不读书不干活，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以破除”四旧”为名，到地主家里翻箱倒柜，掘地三尺。屋梁墙壁，床底枕角，连鞋底都不放过，无所不到，有用就拿，无用就砸，只有你想不到绝对没有他找不到的。

带头的每到一家都要先喊一句”:xx氏（婆家姓+娘家姓+氏如陈刘氏）把你家某某交出来，”不等回话，就进屋翻找，奶奶和母亲的大部分首饰，就是这样一件不落的被翻走的。奶奶只有一枚金戒指，实在没有地方可藏，就干脆放在针线筐一个插针的布卷里，才幸免于难，这是奶奶的最后一件首饰。后来叔叔外出求学，奶奶把戒指交给他，急用时可以换钱，叔叔从上学到工作，一直带在身边，再难也没舍得换掉。

一同“拿”走的还有一个同治年间的茶壶，雕花八仙桌，还有一尊开酒店镇宅的一人多高的酒坛。

那个茶壶，是母亲的外公留给她的，被操走后，母亲心疼不已。母亲的外公是个秀才，沒做官，创办了一座小学，一生只爱读书喝茶，不近烟酒，这个壶是他在京城做官的朋友送的。壶圆肚圆口，橘红釉彩，瓷质细滑，刻有渔樵耕读四幅画，渔夫耕农栩栩如生，十分精致。

多年后，母亲到邻家串门时，突然发现了那只茶壶竟然摆在他们的桌子上，上面落了一层灰，母亲不知那只茶壶经历了什么，怎么会如此蓬头垢面，沦落至此。那家人，只当一个茶壶而已，不知它的价值和意义。母亲看到后心里很高兴但没敢相认，惊喜之余不免担忧，该不该要回？能不能要回？如何开囗？若不要恐怕再也找不到了，那可是外公的留给母亲的一份念想。纠结好久，决定由我这个小孩去要。那家人倒也爽快，也没提啥条件，就让我拿回来了。母亲很高兴，擦擦洗洗，光洁如新，只可惜，茶壶盖没了，值不值钱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母亲的一块心病结了。没想到那个壶历经劫难兜兜转转又回来了，这可能是母亲与壶的缘份未尽吧。

雕花的红木八仙桌，和开酒店时镇宅用的一人多高的酒坛。也由小叔多方打听，托人高价赎回，物归原主了。2005年，去小叔的新家两件都见到过。其余一些贵重首饰流落谁家不得而知。母亲和奶奶说起这件事，都用“抢”字，我想“拿”时应该有争夺撕扯用“抢”字也不过分。

奶奶说，那时候过曰子每天都战战兢兢，不知他们哪会就来了（说来就来），每天，直到插门睡了，才算安稳过去。有一次白天平安过去了，家人以为今天又平和过去了，谁知在吃晚饭的时候，闯进来一帮人，直冲奶奶内间，翻箱倒柜似乎有备而来，他们算得出奶奶有多少嫁妆，奔那枚金戒指而来。那时我还不到一岁，睡在奶奶床上，那些人直接将放在床头木箱搬起来压在我身上，听到我的哭声，奶奶说:床上有个孩子。奶奶后来给我说，你是个大命的孩子，晚进去一步你就没命了。戒指没找到，还差点出人命，他们只好走了。母亲气得:他们再敢来，我就跟他们拼了。

这些人本来头脑简单，年轻气盛，再受人操纵，做事没轻没重。没有什么可拿，只能另打主意。

他们又开始打房子的主意。那时我已四岁，隐约记事。

后来问过奶奶，当时为什么这些人老是针对我们家，我们究竟与他们有何冤仇？奶奶说，我们与任何人都没有冤仇，有很多人，还受过我们的接济呢，只是抢东西时两眼光盯着东西了，早把良心丟了，这群孩子懂啥，主要是后面有人教唆，人心不古，世道难平。但我们毕竟家大业大，地多，房子多，酒店规模大，一个生产队很多人都是住着我们家原来的房子，种着我们的地。无非是嫉妒，想捞点油水。

  木秀于林，自然风先吹之。

“红眼病”永运是无药可治的绝症，总把自己的庸碌无为归咎于别人。

要想达到目的必须编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该收该分已毕，剩下的就是私有财产。

他们说:你们房子都是剥削农民得来的，理应由我们贫下中农来管理，我们要收回办育红班和扫盲班。

  “理应”一词用得很有气势，究竟“理”字何在？“应”在哪里？

这群人本来就没文化，头脑简单做事冲动，给他们讲道理如对牛弹琴。你要不给，他们就给扣帽子，就是反革命，与他们作对的后果就是游街和批斗，爷爷不在家，遭殃的自然就是奶奶。父亲说，能让钱财吃亏，不让人吃亏，东西没有了我们还可以挣回来。

委曲求全。有时委曲，也难得求全。批斗还是少不了。

奶奶出身大户，为人善良，言语少，还有一手好针线，村子里谁家闺女出嫁了，都找奶奶来嫁衣。（农村叫上头衣服，结婚当天穿的）奶奶人缘好，让人敬重，所以挨斗时受的罪少些。罚她干活，奶奶脚小，总有人替干了。

所以占房子虽有万般不情愿，也只好认了。母亲是烈士子女，工作队也拿母亲没办法，但房子不是母亲的，也改变不了占用的现实。

我们家三间堂屋被占去两间，剩下的一间无论如何也挤不下六口人，于是姐姐跟奶奶睡，哥哥跟着小叔住，我和一岁的妹妹跟父母挤在一起。

记得那天来了很多人，搬东西腾房子，布置教室的。他们在西墙上方挂上标语，下面挂一块黑板，墙上贴了许多批判封资修的画，记得有一幅是打倒孔老二，画的孔子跪在地上，一人脚踩其背，手拿大棰，高高举起。我那时就疑心，孔老二何人？是不是也是地主。

一阵忙活之后，房子里安静下来，看到自己的家生生变成教室，父亲在抽闷烟，母亲只是气得哭。终不服气:我就不信没有天理了，还是不是共产党天下？我非得到上面问一问，那一条写着房子是公家的。

到底母亲是烈士子女，底气足些，语气也硬气些。

那一年，我四岁；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晰。

毕竟年幼无知，不谙世事，丝亳没有体会到大人的痛苦和无奈。反而有点兴奋，我们家有学校了！跑到母亲跟前说:“娘，我以后也能天天上育红班了”。记得当时母亲只是把我揽在怀里，什么也没说，说什么估计我是不懂，直到长大后，读书多了，才知道那件事对于我们全家的伤害有多大。

第二天育红班就开班上课了，有十来个贫下中农的孩子，大的七八点岁，小的六七岁，我最小也不是正式学生，只能搬个小板凳坐在最后，也不敢大声跟读，只看只听。中午放学后，母亲给老师说“你指黑板上的字，看看我们家丫头认识不？”母亲说着我的小名。老师指我读，一字不错。记得当时老师说，“这个小孩不笨”。这句话似乎把笼罩在家庭上空的污云撕开了一个小口，带来了些许光亮。于是母亲自已决定教我识字。

我的父母亲都上过高小（六年级），父亲写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珠算，母亲也经常看书。文革前父亲是大队的主管会计，母亲是育红班的老师。较一般家庭的父母思想较开明，也有些见识。母亲不仅教我认字，常给我讲一些道理:“人活着要争气要有出息””穷别忘养猪，富了别忘读书”，”人穷志不能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句是引用毛主席的话。

这些话不外乎两点:读书和做人。

母亲一开始教我认识一些宣传标语:跟着共产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打倒孔老二；再后来教认识对联: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再后来教背毛泽东的诗词:“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虽不太理解其意，但却背得滚瓜烂熟。

母亲教我认识年历，一年有十二个月，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共三百六十五天。到上小学三年级了，还有小孩说，一月有62天呢。

我认字多了，读出贴在墙上树上的标语。常有干完活的人指着墙上标语说，“过来，这个念什么？”有的人拿着红本本的毛主席语录，让我念，我也会:“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记得有一个大人把“政治“念成”政台”，我说:“不对”，念“政治”，他不服气，说是我是“小地主羔子”。

父亲则教我珠算。先让背珠算口诀: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五去五进一，六上一去五进一，七上二去五进一，八退二进一，九退一进一。再教我指法和法则:有的见位加位，有的见几加几。给一组数字，就能打出花样，三遍九，九遍九，燕子凫水，小姐担水，三朵梅花四人争看，我都全会（106885688569见几加几，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用珠算试试，看能打出什图案），近五十年了，这些数字还能脱口而出。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三个月的育红班给父母带来了巨大的委曲和伤痛，却给我带来了自信，但那以后，我就领略到学习的乐趣，下决心要好好读书。

到上小学的时候，已能认能写很多的字，还打一手好珠算。小学二年级学珠算时，我几乎可以帮着老师教同学了。

在这期间母亲多次找队长、村支书要房子，每次都推托，未果。母亲一气之找到公社。找乡长要说法，母亲说，乡长姓张，四川人，军人出身，人很正直。听母亲讲完，气得一拍桌子:这些人简值胡闹，无法无天了。当即解决，三个月的荒唐闹剧终于结束了，我们重新要回了房子。

学前虽只上过三个月的学前班，但父母教给我的丝毫不少。

02

1975年我进小学读书，正常是七岁上学。母亲说，晚上一年长长个子，不像你姐，六岁上学，十二岁小学毕业正值文革，成分不好，不能上初中，下学跟生产队干活，平时耕种，闲时扒河捣坝，住河堤，小小年纪，落下许多毛病。

上学首先要在表格里填成分，啥是成分，老师说你填“地主”，老师本村，知根知底。

成分如影随形，一填就是六年，每年一看到成分一栏。心就打怵，像做贼一样难堪，直到上了初中遇到了也是地主成分老师，告诉我现在不讲成分了，你就填“贫农”吧。我如释重负。“地主”枷锁终于甩掉。

其次就是评选先进，那是一激进的年代，一个有榜样有祟拜有信仰的年代。荣誉是我们的生命。我自尊要强，知道自己的成分不好，对自己要求高，学习不在话下，五年小学从未考过第二，任何老师喜欢学习好的学生，学习为我赢得了自信和尊严，“三好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除了学习好，还要积极参加当校的各项活动，积极劳动，主动帮助同学，一年级就进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演话剧，农闲时到田间地头为贫下中农演出。学期结束，如愿评上“三好学生”。

但，报到学校没有通过，我是地主。

那是荣誉高于生命的年代，荣誉代表地主子女，也可以红和专。我不服，出生牛犊不畏虎，无知无畏。我去校长讨说法，校长名叫刘威，南京下放知青，听完我的哭诉，同情但无能为力，只能安慰我几句。我带着委曲和气愤回到家，插上门栓，哭了很久，满是抱怨:你们全家都没用，叫你们当地主，你们就当。谁也叫不开门，等我哭够骂够了，愤怒地看着他们每个人，我恨他们让我受到奇耻大辱。父母眼圈红红的，什么也没有说。

那是公元1975年底，文革最后一年。

文革十年第一次体会到成分给我的伤痛。第一次，也几乎是最后一次。父辈们何尝不是如此，短暂的荣耀带来半生的痛苦。

第二年，“四人帮”打倒了，拨乱反正了。地主的帽子虽然还没摘。提的人明显少了。学习依旧第一，依旧参加各项活动，依旧热爱劳动，依旧帮助同学，我要找回属于我的荣誉。在乎荣誉不外乎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利，而我是属于第二种，只是为证明自己的优秀，贫下中农子女做到的，我也可以，不关名利。

毛主席逝世时，我已上二年级，全国笼罩在一片悲痛之中，三校联合开追悼大会，我竟然作为学生代表全校发言:”什么化悲愤为力量”，“拨乱反正”，稿是老师事先写我来读，感情沉重，语气悲伤。

后来有老师见到我父母，总不忘说一句，你闺女将来有出息，也和她姐姐一样聪明。可惜我姐已毕业五六年了，正在地里干农活挣工分呢！

因为学习好，就自带光环，老师同学都很重视我。从四岁开始，我就发誓好好学习。所以当同村的女孩相继辍学，我一点不为之所动，我必须上学。我给父母说，在家你叫我干啥都可以，只要让我上学。

在小学遇到很多既正直又有才华的老师，有仗义执言的张启兰老师；有开明的刘威校长；有南京下放温柔的李兴叶老师，还有一视同仁的张超德老师。几十年过去，我仍心存感恩。他们共同特点是从不用有色眼睛来看我，他们给我的是人生难得的平视。

小学毕业我以校第一考取了乡重点中学。

长大后，奶奶母亲偶而还会给指名道姓的告诉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某某从未坏过咱家的事，私下还帮咱们，你看他们家现在过得多好！谁谁对我们做了什么，谁谁最坏了，从未出过好点子，也没得什么好，真是恶有恶报！我告诉他们那是一场政治运动，他们也身不由己，有几个人能在那个年代守得住内心善良？

多年后，再回头看看他们，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人到晚年，已没有当年的威风和嚣张，见到我也是客客气气。由于缺少文化，没有技能，依然赤贫。有几个年纪不大，早早作古，也没能得到善终。

恢复高考后，我们那个家族好几个孩子考上了大学。

文革那些年，物质特别匮乏，经常挨饿，就像虹影在《饥饿的女儿》中说，“”回忆整个童年写得满满的都是饿”，但相对于这些，挨饿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