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51天《七法 第六》第1段
《管子》学习第51天《七法 第六》第1段
原文阅读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势、器械未具，犹之不治也。形势、器械具，四者备，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为兵之数，犹之不可。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能强其兵，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也。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胜敌国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犹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
字词注释
[1]言：言论，主张。是：正确。立：确立，坚持。
[2]诛：惩罚，惩处。
[3]若是安治矣：这样就治理好了。安，则。
[4]形势：指治理百姓各方面的客观态势、趋向。此指军事形势与军事实力。《汉书·艺文志》：“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可知形势有军力的含义。器械：指工具。此指军事装备。
[5]犹：依然，仍然。
[6]四者：指上文所说“立是”“废非”“赏有功”“诛有罪”四条。
[7]强其兵：使他的军队强大。
[8]为兵之数：治军用兵的策略。为兵，治军。数，方法，原则，策略。
[9]正：匡正，统一。分：应有的步骤和方法。
[10]器：条件、格局等。尹注曰：“器、数、理、分，即下之七法也。”
【译文】
正确的主张不能采用，错误的主张不能废除，有功劳而不予赏赐，有罪过而不加以惩罚：像这样而能管理好黎民百姓的，向来没有过。正确的意见一定会采用，错误的主张将坚决废止，有功绩必定奖赏，有罪责必须惩处：像这样就可以治理好民众了吗？还不能。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客观的形势条件以及军事力量装备等具体设施还不具备，所以，仍然不能治理好国家。等到客观条件及具体设施都具备后，并且树立正确、废除错误、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上述四方面都做到了，那就可以管理好民众了。不能管理好民众，反而能使国家军队强大，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但是，即使能够管理好民众而不懂得治军方法，仍然做不到强大。不能够使国家军队强大反而能够每战必胜敌国，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但是，即使能够使军队强大而不明白战胜敌国的方法和道理，仍然不能获得胜利。军队没有必胜敌国的把握，反而能够征服天下，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过；但是，即使军队有了必胜他国的把握而不能取得匡正天下的实力和名分，仍然是行不通的。所以说：治民要有条件和设施，治军要有战略和方法，战胜敌国要有道理和筹划，匡正天下要有实力和名分。
核心内容解读
“七法”指治国、治军的七项原则。则：寻求规律，尊重法则；象：了解情况，查明表象；法：掌握标准，制定规范；化：施行教化，进行训练；决塞：收放结合，善于权衡；心术：洞察心计，把握思想；计数：精于计算，擅长筹划。这七项原则合称“七法”，故以此为篇名。
近代学者何如璋谓篇名当为“兵法”，其说虽未必确，然而此文的确是一篇军事论文，以论兵为核心，从分析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入手，主要论述治军和用兵之道，兼及理民、为政、治国，阐述了较为系统的军事思想。
这段内容提出“立是”“废非”“赏有功”“诛有罪”四条是治民的前提，“治民”是“为兵”的前提，“为兵”直接为“胜敌国”“正天下”服务。
首先，关于兵、民关系的论断，是要“治其民，强其兵”。中国上古时代，无常备之兵，而是寓兵于民，或曰寓兵于农。齐国管仲所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合一的制度，就是明确以兵、民为一体的制度。治民，强兵，胜敌，正天下，作为《管子》实现其理想政治的几个阶段，其基础在于“治民”，关键又在于强兵。
其次，“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强调了“有器”“有数”“有理”“有分”，治理人民有条件，治理军队有策略，战胜敌国要合于理，匡正天下要有名分，不可以穷兵黩武，更不可以为了抢掠财富而发动战争。即使军队强大，但是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即使军队一定能够战胜敌国，但是出师无名，犹之不可。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银雀山汉简 《王兵》《管子》的 文献关系（上）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西汉墓葬，除随葬品外，墓中还出土了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据考古发掘报告，一号墓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建元元年（前140），下限不会晚于元狩五年（前118）；二号墓上限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
这些竹简多为兵书，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出土竹简的内容及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四十多年来不断有新的观点出现，使一些多年悬而未决的学术疑案取得了突破。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根据木牍所载篇题的提示，又据简式、字体及内容等线索，在一号墓中整理出简文十三篇：《守法》《守令》《要言》《库法》《王兵》《市法》《李法》《王法》《委法》《田法》《兵令》《上篇》《下篇》。但因《守法》《守令》不易区分，合为一篇，《兵令》《上篇》《下篇》未知确指，又《委法》只存篇题，故实存九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以下简称《十三篇》）不见于古籍著录，因此其成书及性质等问题引发了学界的探讨。
有的学者从《十三篇》记述有关法律的内容入手，认为竹简的出土对研究战国时期齐国的法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吴九龙先生认为《十三篇》主要记述了战国时代齐国的“法”和“令”；刘海年先生把《十三篇》看作“战国齐国的重要法律史料”，并将《十三篇》分为法令和文书或论著两个部分。这种观点曾遭到了激烈的反对，认为论述中出现的建议性文字和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显示出《十三篇》“只是学者的设计方案，并非当时任何诸侯国的历史实际”，更不可能是当时通行的成文法律或规定。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这是一部内容以兵论为主的论文集。除了已知的抄写篇章和章节之外，对于其他文章是否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以及整体上是论著还是杂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李学勤先生认为《十三篇》是一部子书，“最好把它作为齐国一个学派的著作来看待”，“性质颇似《尉缭子》，以论兵为主，兼及治政”，其著者是晚于尉缭的齐人。骈宇骞先生认为“木牍所记十二个篇题在当时可能作为一种书籍流传于世，至少也是同类篇章的一部丛编书籍”。李零先生认为“《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是摘自《墨子》、《管子》、《尉缭子》，还有来源不明的其他书，它是杂抄，不是专著”。史党社先生申述李零先生之说，认为“十二篇就是具有法家倾向的齐人，过录齐、魏、秦诸国著作的‘杂抄’”。杨善群先生则认为“它是迄今发现的在《管子》之外齐国稷下学者的又一部论文集”，体现出儒、法、道等各家思想融合的趋势。
从内容来看，《十三篇》原非一个整体，应是抄写人出于某种需要摘抄的文集，内容以兵论为主，涉及与兵论有关的政治、军事、库器保管、市场管理、农田管理、守城防御、法官执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十三篇》抄写字体皆为不规整的斜体隶书，且内容集中为兵论，正说明抄写人为将军或谋士一类的兵家，他把不同派别的兵书合编成卷，以作为自己用兵时的参考。
在出土的《十三篇》简文中，有24枚竹简的内容与《管子》的《七法》《兵法》《地图》《参患》等篇内容具有极强的关联性。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参照《管子》各篇内容，根据文意将简文联为一篇，又据其篇末“王兵者必三具”的文字，而将简文定名为《王兵》。《王兵》篇与上述《管子》诸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与《参患》篇重合的文字约占《参患》篇的一半，与《地图》篇和《七法·选阵》的文字几乎重合，这种现象很难解释为一种巧合。对于这二者究竟是何关系，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经过比对，认为编联而成的《王兵》篇原本应是一篇完整的作品，而作为参考的《管子》各篇则有许多地方“显露出经过割裂拼凑的痕迹”。
有些学者对整理小组的意见表示赞同，如骈宇骞先生从《管子》的源流入手进行考察，认为《王兵》篇可能是刘向校书时编入《管子》书内的；杨善群先生认为《王兵》篇是一篇“齐国兵家学者的兵法论文”，《王兵》篇的许多论点“后来被《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等篇所吸取和发挥”。
然而，更多的学者对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这一论断提出质疑。徐勇先生先以《兵令》篇为《尉缭子》逸文，《王兵》篇为《管子》相关各篇的源头，后又把《十三篇》当成一个“有机整体”，因而在将《十三篇》“视作管仲的遗著更合理些，还是把它们归入尉缭的作品中更合理些”的问题上犯了难，最终因为《十三篇》“具有战国时作品的明显特征，与尉缭所处时代接近”而将《十三篇》整体归为尉缭遗作。其论述多有值得商榷之处，如《管子》一书是战国时期齐稷下学者的论文合集，并非管仲遗著，以《十三篇》“具有战国时作品的明显特征”来判定其为管仲遗著或尉缭遗著，是不合理的。
池万兴先生对《王兵》和《管子》相关篇章的字数进行了统计，认为不足七百字的《王兵》，“很可能是摘抄《管子》中的《兵法》篇而成的”，正因为《王兵》篇是摘抄而成的，所以言简意赅，文意通畅。池万兴先生这种“后出转精”的观点亦见于郭丽女士的文章，郭丽女士也认为“一般后出的文章语句较前者语言更为简练概括”，其实后出的文章在字数与篇幅上或增或损都有可能，从字数多少或语言是否更为简练概括上做文章，这是不科学的。但郭丽女士从《七法》《地图》《参患》等篇章的内在逻辑结构及《管子》一书的整体结构入手将其与《王兵》进行比对分析，论述扎实可靠。张固也先生从《管子》篇章之间的关系入手，认为《地图》《参患》《制分》三篇是根据《七法》篇“审于地图，谋十官日，量蓄积，齐勇士，遍知天下，审御机数”等句按照原文的顺序铺衍开来论述的，而若以《管子》各篇抄袭自《王兵》，则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也提供了非常可靠的论据。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论银雀山汉简《王兵》篇与《管子》相关篇章的关系——兼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观点之误》，李秀男，《中国文化论衡（2019年第2期：总第8期）》，张伟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