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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办报”的昨天与今天
文/杨翘楚
56年前，毛泽东在和吴冷西的谈话中，首次公开提出“政治家办报”的概念。此后，它一直是官方对新闻媒体的工作要求之一。时至今日，“办报”早已虚化为“做媒体”的代称，媒体行业的热点与焦点也从报纸转移到了互联网。然而，“政治家办报”这个概念是否已经过时或不甚恰当？在媒介变革和思潮涌现的时代，它值得我们再一次审视与反思。
聚讼纷纷的争论
提到“政治家办报”，学界中人常常会联想到新闻专业主义概念。一中一西，两者在新闻界各有不同的群体为其倡导，亦均有着深远的影响。“政治家办报”的观点由官方提出，与公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则来源于西方的新闻从业理念，在报业的自由竞争中产生，经历数次起落，至今仍是无可替代的专业主义选择。
“政治家办报”来自一次谈话。1959年6月，毛泽东对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吴冷西说：“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谈话背景是1957年4月，《人民日报》没有及时宣传当年2月和3月中央的两篇重要讲话，毛泽东就此批评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书生办报”。（陈力丹，2010）
作为党中央直属的报纸，人民日报肩负着巨大的宣传责任。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宣传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列宁创造的一体化宣传体制影响甚深。区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科学”的宣传术，一体化的宣传术要求一个垄断性的社会信息系统，营造一个相对封闭的虚拟环境（刘海龙，2013），在规训人的行为之外，更有生产“新人”的期待。故而“自由”、“散漫”的“书生办报”自然不如时时处处从政治家视角出发更有利于创造一个完整的符号宇宙。
然而新闻专业主义者诟病的，恰恰是“政治家办报”背后强烈的目的性：结构上不独立、倾向上不中立且有意打通新闻与宣传的界限，以服务某个往往宏大的社会行动目标。
事实上，这些批评并非完全的空穴来风。如是的预设立场，以及有些媒体僵化的思路，确实造成了一些新闻报道言之无物、刻板无味，他们恰恰走向了“反对党八股”的反面。如果这种“危险”的做法在’媒体垄断的时代尚可奏效，在互联网尤其是自媒体时代，如法炮制只能在一波波的创新与改革中被孤立，最终失去舆论引导的能力，以至于背离了其初衷。
不论是互联网时代早期的BBS写作，还是后来的博客、微博和微信，个人化、娱乐化、去政治化、反宏大叙事等亚文化特征，似乎成为了“制胜法宝”。然而，“政治家办报”这个听上去有些“面孔严肃”的概念，在当今就失去了其意义与价值了吗？欲明乎此，我们首先要回顾是何种思想生成了后来的“政治家办报”。
鉴古方能知今
首先，何为“政治”？
政治是一种极端重要又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故而其内涵也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按照中西方的分野回溯历史，西方语境中的“政治”，可以上溯到《荷马史诗》，最初指的是城堡或卫城，尔后渐渐与城邦的土地、人民和政治生活联系起来，故而“政治”一词指的是“城邦中的城邦公民参与政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行为的总和。”（朱清河、张荣华，2009）中文里的“政治”最早在《尚书》中便出现了，然而现代意义的“政治”概念是日本人翻译西方概念再输入中国的产物。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更强调“社会精英对民众的管治、治理训导，很大程度上政治只是一种君主和大臣们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活动”。（朱清河、张荣华，2009）因而理解“政治家办报”的历史原境，便必须把握“政治”概念中西方的不同侧重点。
有学者将“政治家办报”的传统上溯到两个源流。其一是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他们用报纸作为启蒙与救亡的工具。其二是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实践中生发出的媒体宣传与执政的作用。（朱清河、张荣华，2009）
1950年代，毛泽东反复申述着“政治家办报”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国由过去的革命到建设 、 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历史转变时期的产物 ”，它是指导新闻媒体服务于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政治家办报范式基本上延续了政论报刊到政治报刊再到政党报刊的历史走向 , 总体上是顺着报刊推动政治到报刊服务于政治逻辑发展的 。”（朱清河、张荣华，2009）这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概念是若合符契的。
回溯到“政治家办报”的提出之时，它服务于当时的政治与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生发出“典型引路”、 “倾向性报道”、“正面宣传为主” 等富于中国独特意蕴的新闻报道与传播观念。 但正如学者指出的，新闻宣传领域出现了典型报道 “类型化”、倾向性报道 “单向化”等问题，大大影响着中国新闻传播行业的质量与发展，而其原因与不了解其源流，因而理解过于狭隘有着巨大关系。（朱清河、张荣华，2009）
当代，“政治家办报”应当是一群“无论地位与职务达贫显卑,他们都应该是担承社会良心、安济天下、积极参与政治、推动民主、专为人民鼓与呼的人,且其有理想能为国家与人民着想,其动机着眼于民众的福祉,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朱清河、张荣华，2009）的人所从事的伟业，而非简单的服从上级或墨守成规。
殊途同归的“分歧”
然而当今的舆论场中，谈到“铁肩担道义”时，新闻专业主义的名声似乎比“政治家办报”的要求响亮得多。不容否认，两者在中立性、独立性等理论层面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别。
然而正如新闻社会学揭示的一样，新闻不可能做到绝对意义上的中立、客观，甚至它天然就是政治的、亲建制的。事实上，新闻专业主义的出现，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胡翼青、汪睿，2013），有着“资本家榨取劳动者”的“卑鄙”动机，它本身即是一种要求行业独立的政治诉求（王维佳，2014）。我们可以指认，新闻专业主义的出现，既非它标榜的那么纯粹，也非它标榜的独立于政治。
然而它在当今中国有市场，恰恰是因为“政治家办报”遇到了一些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在传统媒体有着高高准入门槛的时代，“政治家办报”原则指导着媒体从事非自由独立，也非中立客观的新闻生产。而在现实的经济利益出发，媒体也往往难以避免从一己之私出发，新闻专业主义便就此引入当代的新闻传播界。（芮必峰，2010）然而现实是，认同甚至有意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南方周末》、《财经》和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等，往往“大多是业务层面的操作技巧,它们在许多场合往往被当成媒体或从业者的防身武器,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诉求。”（芮必峰，2010）因为缺乏独立性，这些业者的自我认同中常常有着浓浓的“英雄情结”，“‘启蒙’也好‘监督’或‘揭黑’也罢,根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士’文化和‘侠’文化在媒体和记者身上的投射。”（芮必峰，2010）而这似乎与“政治家办报”源流中的内涵存在着某种共通性。
且不论新闻专业主义概念前提、内涵与实践中的各种瑕疵，中国新闻界所高唱的“新闻专业主义”或许更类似于一种话语策略。事实上，笔者并不认为在现实操作中“政治家办报”与新闻专业主义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分歧。
譬如常常被业内视作新闻专业主义榜样的财新，在不久前的天津港爆炸事件中，滚动推送最新伤亡数字、较为领先地追问和调查事故背后的利益纠葛，从体制机制上反思事件的原因，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这不仅收获了民众的众多点赞，也是真切体现了从政治家的高度全局、根本地解决问题的勇气与努力。相反，固守着所谓“政治家办报”思想，坚持“丧事喜报”、将领导而非受灾群众作为关注对象的做法，恰恰走向了意图的反面。
参考文献
陈力丹：《新形势下的“政治家办报”》，载《新闻战线》，2010年第10期
胡翼青、汪睿：《新闻专业主义批判：一种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载《现代传播》，2013年第10期
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第37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
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们新闻传播实践》，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
王维佳：《追问“新闻专业主义”迷思——一个历史与权力的分析》，载《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朱清河、张荣华：《“政治家办报”的历史起点与逻辑归点》，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4期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考研，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上海大学新闻与传播，新传土拨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