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张兆和:我等你懂我,等了一辈子!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01
前两天读到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里面有他写给张兆和的信(情书),那时候他们新婚,沈从文因为母亲病重回乡,要和她分开一段时间。那些信读来像冬日的阳光,又像冬天里手里的那杯热茶,暖暖的,很贴心!
1929年,26岁的沈从文到中国公学教书,遇见了18岁的张兆和。一场幻梦一样美好的场景在沈从文面前展开:张兆和在操场上边走边吹口琴,走到操场尽头,张兆和潇洒地将头发一甩,转身又回走,仍是边走边吹着口琴,动作利索,神采飞扬,让人心动。沈从文不可救药的爱上了这个活泼、可爱、又有些“傻气”的女孩子。
文人都有做情圣的潜质,沈从文也不例外。沈从文使出追女利器:情书。
“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的”;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我念诵着雅歌来希望你,我的好人”;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一个会写诗的多情种,白天用眼睛追随;晚上,用心追随;夜里,用梦追随。
沈从文这边深情款款,张兆和那边不屑一顾。真应了那句老话,谁先动心,谁就输了。这段爱情,沈从文注定是用情过深的那一个。
18岁正是女孩最美丽的时候,张兆和也是美的,她有一个美的外号叫“黑牡丹”,因为她的皮肤有些偏黑。
民国学校里,美丽又有知识的女孩子是很受欢迎的,更何况被人称为“黑牡丹”的张兆和。
张兆和给这些“情书王子”编了号:从“青蛙一号”一直编到“青蛙十二号”,而沈从文只能算是“癞蛤蟆十三号”。
女孩子有些骄傲又有些矜持,信就这么收着,没事的时候拿出来读一读,看每一个男子为她着迷,对她赞美,但是从来不回。
沈从文是卑微的,他在信里说:“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一种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
信发出去,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消息。沈从文开始着急,开始寻找另外的突破口。他找到张兆和的闺蜜,向她哭诉自己的一往情深,张兆和的无动于衷。并且以死相逼,如果张兆和拒绝他,他就找根鞋带上吊。
沈从文还写信给朋友说:“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但没有办好,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
张兆和不想当“杀人犯”,就去找校长胡适,告沈从文“骚扰”。胡适阴险的一笑,说:“他顽固地爱你!”张兆和不客气地回答:“我顽固地不爱他!”然后二人针对沈从文的情书问题,做了深入浅出的交流。
最后胡适很遗憾的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还鼓励他说:“你千万要坚强,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
胡适看的透透的,但是沈从文雾里看花,看不清。
02
沈从文没有自杀,也没有放弃,抱定持久战的决心。只是把信中的我、我、我,改成了你、你、你。他嘱咐张兆和说,我爱你,与你无关。虽然我坚持不懈的为你写情书,请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影响到学业。
别致(流氓)的追求方式终于引得美人一顾。“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这是爱吗,这是同情,或者说感动。
在沈从文坐立难安,望眼欲穿之时,张兆和终于寄信给他了。
“起码也有四五张纸,一定是倾吐了千言万语。难道铁树真真开花,难道我终于等到了春风化雨时!”
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底一封信》里提到:“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但那并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小说。只是在小说的前面说了一句话:“寄来篇习作,若能看得下去的话,麻烦给改一改。”
快乐的沈从文不仅帮她改好,并且工工整整的誊写好,发表在《文艺月刊》上。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既然张兆和心里的“穴”已经打开,那么她的心也很快被攻陷。
大学毕业,张兆和回了苏州。沈从文写信说想要去苏州拜访她家。
“脚长在你身下,像你这样“顽固”的人,要往哪里去,谁拦得住啊!”
沈从文热血沸腾,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转角终于遇到“爱”。
张家是大户,一般的礼物拿不出手。沈从文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又拜托巴金,买了一些认为不“俗”的礼物——几本俄罗斯译著,兴冲冲的去了苏州。
敲开门,却是另外一张美丽的脸。她是“最后的闺秀”,“年轻时的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侠肝义胆”的张允和——张兆和的二姐,也是她和沈从文的“媒婆”。
张兆和去了图书馆,并不在家。张允和邀请沈从文家里坐,沈从文只把礼物交给了张允和,自己去了旅馆。
张兆和回来之后,张允和让她邀请沈从文来家里玩。张兆和不情愿,但禁不住张允和催促。
沈从文第一次来张家,就得到了张家上下的称赞。但是沈从文并没有见到他未来的岳父岳母,因为张兆和的父母在上海做生意去。
沈从文临走前,拜托张允和问问“岳父”的意见,“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亲很开明,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张允和就拍了一封电报给沈从文,只写了一个字“允”,一语双关。张兆和怕他没有理解意思,就偷偷的另外发了一封电报,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他们的婚礼很简单,只请了亲朋好友吃了一顿。童话里一般到这里都结束了,因为幸福的婚姻实在缺乏“故事性”,没有“冲突感”。但沈从文他们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03
沈从文是湖南凤凰的乡下人,爷爷曾经是将军,父亲曾是中尉,还刺杀过“袁世凯”。沈家沈从文小的时候,家里看他机灵,聪明,还是希望他能追随他的祖辈,家里能再出一个将军。
沈从文六岁的时候和两岁的弟弟一起出疹子,当时正是六月天,不能抱,不能碰,只能把他们放到席子上卷起来,立在屋里阴凉的地方。一家人以为“不中用”了,把他俩的小棺材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他俩居然奇迹般的好了。
痊愈之后的沈从文又瘦又小,而他的弟弟变得高大强壮。
沈从文小时候经常逃学,因为他记性好。那时候私塾里教的课文只要背诵就可以了,对沈从文这个移动的复读机来说,太缺少难度。
沈从文就这样把童年送走了,沈家也败落了。父亲因为刺杀“袁世凯”被告发,逃到了东北,欠下了巨债,家里卖了祖产和土地才帮他还上。同年,沈从文的二姐又去世。
正好部队招兵,家里也供不起一个学生,十三岁的沈从文就跟着部队走了。
因为沈从文识字,部队里就安排他做一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工作虽然轻松,也交了一些朋友。但是打仗毕竟是要流血的,沈从文在部队里见惯了生死。
一次,部队遭到当地百姓的偷袭,死了几个人。部队大开杀戒,每天把人拉出去用大刀砍了,流血太多,最后采用掷茭的方式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就这样,足足杀了一个月。
像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部队和百姓起冲突,部队把人抓来,先一顿板子,然后再审问,审问要是不招,就再用酷刑,打人脚踝,几下骨髓就打出来了,要么用刑具把腿折断。
沈从文后来到县里投奔舅舅做税务员,踏实肯干,被当地的士绅看上,为他介绍了四个当地士绅的女儿。沈从文那时候正暗恋一个女孩,拒绝了。如果他答应的话,那么他的生活就可以说一眼望到头了,但是沈从文“出走”了。
沈从文出走是为了读书,像“娜拉”一样无钱无门路。在湖南会馆的一间八九平的又潮又湿的小房间里住着,到处赊账,蹭吃蹭喝。一直到他后来写文章赚稿费为止。
张兆和的前半生是一帆风顺的,家里有祖业,而且父亲生意也做的红红火火,从小接受大家闺秀的教育,也见过大世面。
张兆和的前半生是风花雪月,沈从文的前半生是铁与血,差别太大。
04
沈从文喜欢听傩戏,张兆和喜欢听昆曲。沈从文喜欢收藏古董,张兆和说他“打肿了脸充胖子”,“不是绅士冒充绅士”。沈从文爱交朋友,仗义疏财,张兆和却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操心。沈从文写信来谈自由、谈理想,张兆和说:“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1936年,沈从文遇到了家庭教师高青子。一个被张兆和都认为“长得很美”的女子。沈从文看到她“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霓虹”。
沈从文的心又浪起来了,春节刚过,他就把对高青子的感情告诉了张兆和。震惊,委屈,不解的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沈从文找林徽因诉说苦恼,林徽因把她和金岳霖的故事告诉了他,并耐心开导他。沈从文写了一篇小说《主妇》给张兆和,求得她的谅解。
他们的矛盾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又爆发过一次,沈从文一个人先去了昆明,安顿好之后,写信让张兆和来。
张兆和迟迟不动身,要么说孩子路上不安全,要么说东西不好打理,要么说沈从文的书籍太多………战火已经烧到北京,亲戚朋友都已经逃到南方,张兆和还带着两个孩子待在北京。
沈从文每天心急如焚,写信吼她:“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
05
国内战争后期,因为沈从文不愿意参加党派,而且呼吁文人不要从政,受到一些左翼文艺青年的攻击,攻击他“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清客文丐”,冀望专治帝王的“特别垂青”。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作家。
北大的一部分学生发起对沈从文的猛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下来:“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
沈从文无所适从,写了二十几年的文章,被人否的一无是处,要出版的文集也被销毁。他不是“反动派”,他只是不想参与政治。在湘西当兵的时候,他就见到了政治的肮脏,他要彻底远离它,只想做一个文人,一个写故事为生的人。
有一天,沈从文接到一封信,信上画了一颗大大的子弹,子弹的下面写了一行字:算账的日子近了。
因为压力和恐惧,沈从文割腕自杀。因为救助及时,脱离危险,出院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精神病”到现在都是一句骂人的话,更不用说当时。张兆和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很不理解他,他的儿子回忆说:“(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后来,沈从文放弃了文学,选择做古物研究。那时候,沈从文和张兆和已经分居了。每天晚上沈从文去张兆和那里吃晚饭,然后带走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那个冬天应该是沈从文最冷的冬天了吧。
06
张兆和在1995年8月写的《后记》中,说了这样的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廖一梅说:“我们这辈子,遇见爱,遇见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见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