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出嫁的日子（一）

1997 年，11 月 16 日，那是我出嫁的一天。我以为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在大多数女人看来，一辈子的幸福从嫁人这天就开始了。可是就算圣人也很难保证往后的生活里，只有幸福没有苦难。因为有些时候，圣人也是错的，他们说的话也不见得是全对的。

昨天中午， 我跟我爹、我娘在家里炕上吃饭时。我姐带着她的两个幼小儿女，还有我那身子矮小，面黄骨瘦的姐夫从离家三十多里的地区风尘仆仆的赶了回来。

我姐小时爱哼曲，放学走在路上，一边蹦跶嘴边还不停的哼哼，一刻也停歇不了。不曾想她长大后就爱上了唱歌，六、七年前，她嫁给了外地一个吹喇叭的男人。后来，我姐就和那男人生下一儿一女。他们夫妇二人靠吹唱为生，姐夫吹唢呐，我姐敲铜鼓。哪里有红白事，他们就要去哪里赶场。一年里，他们几乎每日都在四处奔走。

我姐有时跟我说，亏着她会唱弹打鼓的手艺，才让她这些年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我们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她说这话时常常笑着，可我却明白那些笑容背后的辛酸，我娘更是时常为她这个辛苦的大女子感到心疼的很。

我还有个哥哥，叫杨三楞，二十来岁时就是我们村里有名的混子。村里人都叫他“黑皮”，我哥先前不在村里住着，两年前才回到村里。之前他在外县卖甜瓜，也不知在哪瞧上了一个女子。

没过多久，我哥便稀里糊涂的和那个女人结了婚，还在当地租了一个砖房住了下来。过了一两年，女人嫌弃他好吃懒做。一个天不亮的清早，她竟撇下半岁大的女儿悄悄的离家出走了。可怜了我那未过满月的外甥女，刚出生就“没了”妈妈。

我哥为了不打光棍，再娶一个婆姨，只好将他那半岁大的女儿托付给我娘，让她来照料。后来，我哥就又娶了一个女人——叫郭改花。郭改花那个村子的人都说她脑子有点不正常，说她是疯子，可我不太清楚。她给我哥生了两个娃，女儿叫杨娜，儿子叫杨伟。

细柳村中有条不知名的小河，水量不大却常年在流。没有人知道它在这个村子到底流淌了多少年，甚至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不知道。这条清的见底的河将细柳村一分为二，我哥住在村子的下头，我跟爹娘则住在上头。过了河能见到一条土坡路，我家就在坡上不远处。

冬日里，天格外亮的迟。夏日五六点这个时候，庄稼人早已都赶忙出山了。而此刻的世界却依旧一片漆黑寂静，眼前的这个小山村如同婴儿般在黑暗中酣睡着。万物是这般的宁静，此时只有那条小河，正静悄悄的流淌着。没一会，村里几处地方竟亮起了黄昏般的灯光，它们稀稀疏疏的却也无疑给这个幽静的黑夜增添了一些温暖。

黑夜里，一阵鸡鸣打破了这份宁静，那声音悠长且嘹亮却又显得格外孤独。劳累了一天正在沉睡中的人们，或许会被这声鸡鸣唤醒，但他们绝不会知道这股熟悉却又刺耳的声音，究竟是从哪个院子里传出来的。鸡鸣声没过多久，村里几处人家的院子里便发出了响动。

是的，村里最不会偷懒的就是公鸡，天不亮它就急忙睁眼，紧接着打鸣叫喊。而庄稼人就是公鸡的跟屁虫，鸡一叫，就忙着起炕下地，他们才不管天黑不黑。

尽管外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他们也绝不躲在被窝里。他们只要在院子里溜达会，等天色渐渐亮起来，稍微看得清一点光，他们就会拿起锄头朝山里走去。是啊，比起秋天丰收时闪着黄灿灿光芒的粮食，温暖滚烫的被窝又算的了什么！就算天黑咕隆咚的，但对于庄稼人来说，他们也早已习惯了。

我爹却是个例外，他不同于别的庄稼人。虽说每日里我爹起的跟鸡一样早，但他却懒了一辈子。我爹起床下地后，不做一毛钱的事。他经常两条腿盘坐在院子里的大青石板上，一个人抽着烟斗，目光呆滞的看着山对面。

若有勤快的老汉上山种地正巧经过时，我爹定要跟他招招手顺带再呦呵两嗓子，然后对着人家咧开嘴笑着，那模样像极了村里那些头上箍着白毛巾的七老八十的老大爷。平常我爹起炕没多久，我娘也起了。我娘只要看到我爹与人搭话不干活，总是要敞开嗓子大骂。

“一天天的，屁的事儿不做。就知道说三道四。”她这声音能传出好几里地。

我爹在外面老实、与人恭恭敬敬，逢人就说说笑笑，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好人。一回到家，他像变了个人儿似的，容不得我娘讲他半点不好。可我娘这人爱絮叨，每次不由得就会说多。一说多，我爹就会动手打我娘。

小时候，我爹打我娘的次数并不多，但我只要看到他们打架的场面，立马就会心惊肉跳，吓得我赶紧搂住大我几岁的姐姐躲在被窝里一起哭。而我哥那时早已不知道跑到谁家院子里去玩了。慢慢的，许是见多了的缘故，之后我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娘她并非没来由说我爹，我爹整日游手好闲，用我娘的话说，他就是个好吃懒做的货。1976 年，我刚出生。过了两年，我哥已经长到七八岁。包产到户已经落实在每家每户，我家因此也分得了十几亩的山地（耕地），而我爹却宁可让地荒了也懒的照料。啊！我的爹啊，十几年来他一直是一副懒拖拖的样子，这不得不把我娘逼成一个男人家。

我娘管教不了我爹，便只好自己操持着家里的一切。一个人拾柴火，一个人种地。我哥我姐长到了懂事的年纪，也时常帮我娘忙里忙外。尽管这样，那时候我家上上下下依旧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喝着那碗永远也喝不饱的稀饭。

吃饭时，稍不注意就有一丝半缕的土丝从眼前划过狠狠的掉在碗里的粮食上。我们不敢倒掉，只好把碗口一斜，将粘在粮食上的脏东西使劲吹几下，继续喝着那碗不稠不稀的小米粥。是啊！我娘是个寻常妇道人家，那时候女人能有多少本事啊！但没有办法，遇到我爹那种懒鬼，她只能任劳任怨的操劳。好在我家有三孔土窑洞，虽不是砖窑，但也不至于露宿街头。

平日里，我娘只要开口骂我爹，就要捎带提起他之前做的蠢事，我爹只要听到那件事就会立马和我娘翻脸，他容不得我娘提起那件事。

我家本不是这样的穷苦，我爹的老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会，是村里颇有名气的地主、乡绅。就连县城里的大人物见了我爷爷，都得对他毕恭毕敬，尊称他一声“杨老爷。”

我爷爷家境实在殷实、光景不是一般的好，听我娘说，那时候光家中地窖下的袁大头就有十几筐。我爹本不是我爷爷生下的，他本该叫我爷爷“叔”。怎奈我爷爷膝下无一子，我爹这才被他老子过继给我爷爷，从此改口叫成了“爹”。

打那时起，我爹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吃穿根本不愁，这才造就了他的这副懒样子。可自从“打倒地主”的猛风一夜刮起后，我爹就再也没过过一天吃穿不愁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