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中）

男女有别

感情发生在新反应中，这种新反应包含两个方面，即新的尝试或旧反应的受阻。新反应经过不断反复而被适应之后，感情就会逐渐平静乃至淡漠。感情即所谓激动，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想要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就必须避免激动，防止感情的发生。

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大表征，就是感情的淡漠。所谓了解，是指接受同一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引起同样的反应。而感情的淡漠本质上也是同样的刺激引起同样的反应。当我们说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大表征就是感情的淡漠时，也就是说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是了解。

两性关系越向着远处发展，相异的程度会越深，求同的阻碍会越强大，于是创造力和变革的需求也会越大。依浮士德的立场来说，生命力也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也就越深。浮士德精神即在于不断地克服阻碍，也不断地发现阻碍，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没有终点和结果。

浮士德精神的泛滥会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使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所以浮士德精神在破坏社会的基本事业。

乡土社会是一个孤立的小天地，在这里人们相互之间的了解没有空间和时间阻碍。同代人之间可以面对面直接交流，而每一代人生活的周而复始，这令年长的人同样了解年轻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唯一能够阻碍人们了解的是性别，异性的隔膜永远是一个猜想，无法领会。于是异性之间难以达成了解，也就成为了感情的源泉和动力。

乡土社会不需要新的社会关系，所要的是原有社会关系的稳定。这要求异性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乡土社会拒绝浮士德精神，男女有别被固化。中国乡土社会的家庭是一个绵延性事业社群，以同性为主轴、异性为辅轴的单系组合更适合于完成社会事业的需要。

缺乏两性之间求同的努力，就减少了一个无限推动社会关系移动的可能，从而减缓了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对切身生活之外都是漠然没有兴趣，不去追求理想，而将天国现代化，以现世为天国。对生活的态度是以克己来迁就外界，一切足以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男女的鸿沟由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一个安稳的社会。

礼治秩序

西方社会是一个法理社会，因为西方社会从最初的狩猎文明演化而来，部落军事会议的传统是协商，其契约的传统得以延续，在社会变迁加快的时候，人们更加需要以契约精神加强合作，于是西方成为了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

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因为乡土社会属于传统的农业文明，农人固守土地，生活环境相对封闭，自然经济可以使人们之间不必强调太多的合作。乡土社会只是四季的转化，而不是时代的变更。前人的经验就可以作为今人的经验，社群周而复始上演着相似的生活场景。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遵循传统就是生活的保障，传统在封闭社会中具有极强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使人们从内心产生敬畏，使人服从于传统。

乡土社会中，传统的权威性使人产生敬畏感，人们处于内心的服从以传统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乡土社会也是礼治社会。

无讼

在乡土社会，礼治的推行在于人们从内心深处对于传统的服从。在教化中成长的人们对礼最是熟知的，这种熟知在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周而复始。如果礼的秩序被破坏，解决纠纷的主要目的仍是完成教化。

乡绅的调解也好，官府的折狱也罢，都指向了教化的加强，使礼的秩序得以维持。即是为了教化，那么乡绅就足够了。所以乡村以折狱为羞，尽力避免闹到官府，官府的各打五十大板，是教化中的一种体罚。

法理社会的法治，不以教化为主，其目的在于明辨权力。在变迁加剧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的合作交往依靠契约，契约的内涵就是权力的分明，若不如此合作不能成功。

法治或是礼治，取决于社会变迁的程度。社会变迁快，人口流动的冲击下人们相互不熟悉，人们的合作只能以契约来维持。差序格局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主要呈现为一根根私人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熟悉的，也可能是不熟悉的，但一定是附着了权力意识的。礼治下的教化被淡化，法治受私人联系程度的影响而扩张或缩小。

无为而治

政治权利分两种，一种完全靠暴力维持，是横暴权力；一种根据契约产生，是同意权力。同意权力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分工合作，横暴权力存在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的诱惑。

在乡土社会中，自然经济的运行使人们除了盐铁之外很少有交换的需要，于是社会分工合作的空间有限，同意权力的空间也就极为有限。自然经济的产出是一定的，产品的量有限，仅能维持农人的基本生活，于是横暴权力产生的空间也就有限。

在这种局面之下，乡土社会中皇权的存在几乎只是名义上，乡土圣湖哦的主流是资质，即礼治社会的自发运行。阶级斗争严酷的时期只是王朝的末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多数历史时期，乡土自治（以乡绅为主）是乡土社会治理的真实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