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陶渊明：原来他从来不曾真正地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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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湄青萍

大概，每个久为俗世樊笼所困的现代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陶渊明”。日暮时分，遥望远方，想起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想起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想起他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似乎，陶渊明就住在他所写的桃花源里，恣意洒落，遗世独立。

然而，后来才发现，这不过又是一个中学教科书所带来的刻板印象而已。读叶嘉莹说陶渊明诗，关于他的形象似乎才慢慢变得饱满起来：他的孤独和持守，他的矛盾和挣扎。他被时代所限，又超脱于时代之外，他被尘世枷锁所困，又最终达成与自我的和解。

千百年后，我们依然能从他身上汲取勇气和智慧，获得心灵的共鸣，就像稼轩先生所说：“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

古今贤者，贵其真

至今印象深刻的，是记得有个狂人曾说，中国古代只有两个半诗人。两个是屈原和陶渊明，诗圣杜甫算半个。当时大为惊讶，难道诗仙李白都排不上号？对此，叶嘉莹先生解释道：真正的诗人是完全忠于自己的内心的。

李白因商人之子的身份不能参加科考，写诗为的是得到名贵的举荐；白居易作诗，则力求通俗易懂，老少妇孺皆能解；就连杜甫也曾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一心苦练写诗的技艺。想来，这种“为人”之心，是古今多少人都难以免除的。

这就如同我们现在写文，总是不自觉地期待读者的反馈，即别人会怎样评价、看待自己。还有很多人告诉你，要获得更高的阅读量和点赞，就要心中有读者，写些自言自语的文字，可没人要看。

而真正的诗人，如陶渊明，他笔下所写的，乃是心中意念的自然流露，“风行水上，自然成纹”。至于别人懂不懂，他不在乎，也不曾想过迎合当时文坛所流行的华丽修辞之风。所以，宋代陈师道说“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

如此看来，写作难也不难。不难的点在于，它只是传达你心中的所想所念所感。生而为人，若非铁石心肠，总会被各种事物情感所触动。难的点也正在于，你如何用恰当精准的语言表达出内心深处的情感。而一个好的写作者，就像一个通畅无阻的通道，那些细微的感知经由他的身体，而后又悉数涌现于笔端。

陶渊明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不仅胸有丘壑，亦能手写我心。他的诗，是简净的，如一道日光，没有繁复的堆积，没有夸张的做作，细品则幽微曲折，意韵丰富，可以折射出七彩光茫。

作诗如此，为人亦然。苏东坡曾称赞他说：“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一个“真”字，道出了陶渊明的生命本色。历史上，他曾有过五次出仕的经历，或因家贫无奈或想建业立功，坦坦荡荡，要去即去，想回则回，从来没有“视金钱如粪土”的愤世嫉俗，也没有以隐居来标榜自己的清高脱俗，一切皆随本心。

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是为彭泽令。那日，朝廷派了几个官员，前来巡查。这“巡查”，虽名为考察地方上的政治利弊得失，实则是一场劳民伤财的隐形贿赂。若不逢迎送礼，不定他们会怎么暗地里给你使绊子。

但陶渊明显然不吃这一套，“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留下一封流传千古的辞职信《归去来兮辞》，从此再没有踏足官场。

入网再出网，方得大自由

世人大多囿于名与利的牢笼中，而陶渊明却能超然物外，总让人觉得他似乎天生就如此洒脱。然而，现实中的这番抉择，实在是他经过一段痛苦的矛盾和挣扎才最终做出的。

在给众儿子的一封信《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曾这样写道：“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他说自己生性刚直，不善于逢迎取巧，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才选择离开官场的。

其中的无奈，一方面是因为陶渊明本出身于贵仕门庭，家族中许多人都是做官的，而他现在竟然要去种田，完全背离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和群体？就像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卖猪肉，大学生送外卖，有多少人能放下所谓的体面？这是任何一个时代，有着归属感需求的人，都不容易做出的选择。逆潮流而走，就注定做一只落单的鸟、一朵孤独无依的云。

而且，如果说现在的读书人尚有相对宽阔自由的谋生选择，他们则除了科考做官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出路。铅刀尚贵一割，才不枉称其为“刀”，一个人活在世上，难道能没有一点儿追求？

士当以天下为己任，无论是陶渊明，还是苏轼、辛弃疾，都渴望成为帝王之师，从而辅助君王成就太平盛世，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就是被称为“谪仙人”的李白，晚年时之所以错投永王，除了他缺乏政治谋略外，更是因为他不甘心只为皇帝贵妃写些助兴的诗词，谁又不曾梦想“大鹏一日同风起”？

另一方面，陶渊明还是一个父亲和丈夫。有时候，自己吃苦也就算了，但还得连累妻儿一起挨饿受冻。就像叶嘉莹先生在书中提到的南宋诗人朱敦儒。年少时也曾“诗万首，酒千殇，几曾着眼看侯王”，而晚年却因顾念自己的家人子女，不得已接受了秦桧要他给自己孙子做老师的邀请。

毕竟，“父母之心”人人有之，天下大多数父母都恨不得把最好的给孩子。陶公又何尝忍心看自己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过着衣不蔽体的贫寒生活。

也许，有人会说，有必要这么纠结吗？现在人不是想躺平就躺平，可是真的如此吗？在书中，有一个“透网金鳞”的故事：两个禅师在水边散步，看到渔人正在那里拉网，有一条鱼在网里拼命挣扎，终于跳出网外。一个禅师见状，赞道：它真的了不起呀！而另一位禅师则说，它是逃出来了，但若一开始就没被网住岂不更好？前面那位禅师就感叹说：你真是缺少悟性啊！

如果尘世是一张弥天大网，那我们无疑就是困在其中的鱼。许多人一入尘网，便再也出不来了。而陶渊明几次出仕为官，正是因为他曾挣扎过、徘徊过、痛苦过，最终又从网中跳脱出来。便如叶先生所说：“那才是真正得了大自由、大解脱，今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把它网住了。”

不曾经历中间那个“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阶段，又如何看清人生的本相？如此，他才真正地放下，尽管心中难免惆怅，但已能自洽地生活。不然，怕是如我们大多数人，躺下也终难平。

变化的境遇中，不变的操守

孟子曾提出，世上有两种圣人。一种是“圣之清者”，比如隐居首阳山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武王伐纣后，他们两人就决心不再出仕为官，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山中。另一种是“圣之任者”，比如辅佐成汤的伊尹。曾经“五就汤，五就桀”，谁用他，他就帮谁治理天下。他所关心的是天下苍生，宁愿牺牲掉伯夷叔齐所看重的“个人清白”。

陶渊明无疑属于“圣之清者”。“我心如匪石，君情当如何？”“意气倾人命，离隔复何有？”如果彼此的情感果真如匪石般坚定，即使相隔两地也不会轻易改变。他内心所持守的，是不变。

其实，一开始我并不能理解所谓“清者”，一个人躲起来不理世事，算什么真正的勇士？

况且如周武王推翻商王朝的统治，乃是救黎民于水火中，不是可歌可泣之举吗？辛弃疾，也曾说“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但每回朝廷召他出来时，他依旧选择为“为苍生起”，临死前仍大喊“杀敌，杀敌”，这不更应该是所谓圣人该做的吗？

但后来发现，若时代背景切换到古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是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如果一个君王犯了错，臣子就可以用武力推翻他；那么，是不是一个父亲有了失误，儿子就可以教训老子？照这样下去，一个社会的秩序岂不乱套了。

而且，相比现在的陌生人社会，那时是“家国一体”，人与人之间真的存在千丝万缕的亲缘关系。如果一个家里都可以动不动兵刃相见，不是太可怕了吗？

所以，也就可以理解“清者”避世的选择。况当时陶渊明身处晋宋易代之际，政局黑暗、杀伐不断，看不到一丝希望。君子不能兼济天下，遂只好独善其身。

人生其实没有完美的选择。有人认为伯夷叔齐白白饿死不值得，但他们觉得自己求仁而得仁、死得其所。有人劝陶渊明随波逐流，“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但他觉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饥饿和寒冷都是很切身的痛苦，比之与在官场虚伪逢迎的煎熬，就不值一提了。

关键是在种种诱惑和时代变革中，你选择坚守什么，并能为之付出怎样的代价？能否像儒家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无论在怎样变化的境遇中，都能有一个不变的操守？

如果生命注定要接受一场场考验，在未盖棺定论前，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否一直通关。就像我最近在读的周作人，五四时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也曾在文坛引领风潮，享有盛名。那时，他不曾料到自己会在抗战时“失节”，由此在人生中留下一个永远难以磨灭的污点。正是陶渊明所说“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

周作人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夜深人静时，我也常问自己：能否有坚持自我的勇气，又是否有权衡选择的智慧？

我想，陶渊明也是在一次次的追问和反思中，越来越坚定自己的内心。曾经盘旋于天地间的一只孤鸟，也终是找到了一棵青松，从此“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桃花源是有的，只是，后遂无问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