嘘!读书的害处你想过吗?
千百年来,人类把最美好的比喻、最热情的赞美都毫不吝啬地给了“读书”。
读书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乌皮特说:“书籍就像一盏神灯,它照亮人们最遥远、最黯淡的生活道路。”
凯勒说:“一本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海洋。”
皮罗果夫说:“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它能够陶冶人的感情与气质,使人高尚。”
臧克家说:“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
高尔基说:“每一本书,都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
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像没有阳光.”
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说:“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惠普尔说:“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博尔赫斯说的,“如果有天堂,那里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查理芒格说:“我见过的聪明人,没有一个是不读书的,一个都没有”。
三毛说:“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过眼烟云,不复记忆,其实它们仍是潜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
查理芒格读书似乎是一件绝对正确的存在,4.23世界读书日刚刚过去,阅读狂欢之后,我们不妨看一看读书的害处。
读书,会有害处吗?
会!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坑!
一、读书可以玩物丧志
梁元帝萧绎早年深信读书多多益善,在他所写的著作中,我们也能看出其文字功底之深厚,非博览群书者断不能写出如此佳作。
梁朝遭遇侯景之乱,宗庙社稷岌岌可危。而萧绎却仍手不释卷,聚客赋诗,讲论文法。
更为荒诞的是,魏兵东向之际,梁元帝居然还在龙光殿里聚众讲《老子》。飞书传报说魏兵将至时,他尚且不信,认为两国彼此通好,未有嫌隙,恐怕是误报。于是又继续讲论经法,并令百官身着戎装来听讲,以备随时作战。
侯景之乱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文德殿,想要在有生之年将其全部读尽。但是他忘记了,自己并非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总领朝政的皇帝。
历史上,许多皇帝都有着独特的嗜好,例如桀纣喜欢酒色、唐敬宗爱好马球、宋徽宗沉迷于书画、明熹宗醉心于木工,而梁元帝跟他们一样,只是他沉迷的事物是书籍而已。
当读书成为一种嗜好后,书籍也就容易让人玩物而丧志。
二、读书可使人脱离实际
孔乙己知道“茴”字有四种写法,但这种学问对于澄明人的身心、规范社会的秩序以及推动政教的进步有何作用呢?
孔乙己绘图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结果把圣贤书弄得滚瓜烂熟之后,却不知道窗外的天地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晓得自己跟现实生活已经疏远到了何等程度。
晚明时期,内有流贼作乱,外有满清强逼,而此时的士人却仍沉迷于阳明心学,日以讲论良知为事。崇祯元年时,心学大儒刘宗周向皇帝上奏了一篇《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指责崇祯皇帝急功近利。
大儒洋洋洒洒地写道,要想治国,就不应“见小利而慕近功”,而是要先“致良知”——“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然后再“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
崇祯在读到这种不识时务的书生之见后,哭笑不得,无奈地说这是“迂阔之言”。
王宗周画像三、读书能放纵极端情绪
唐诗宋词,流传千年,短短几句直抒胸臆,酣畅淋漓。
开心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忧心时,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得意时,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兴奋时,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诗仙––李白虽然都是千古名篇,但是我们好像忽略了一点,这些其实并不符合传统士大夫的要求,更悖于今日的为人处世之道。
古今很多书香世家,在对子女读书的引导上,诗歌都是慎之又慎的,长辈唯恐孩子在心智尚未纯熟时,便一心沉溺进了文字的情愫之中。
《世说新语》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东晋豪族谢安,趁子侄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问:“你们最喜欢《诗经》里哪一句呀?”
侄子谢玄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一句知名度很高,唯美略带伤感,也很符合当今审美。
《世说新语》谢安摇了摇头,表示不满 ,又问侄女谢道韫。
谢道韫说:“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句诗是赞美周宣王的中兴之才。
谢玄这一次很满意,接着才说出他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意思是胸中有宏大的谋略,行动上能谨慎细心。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如果荷马真能帮别人得到美德,人们还能让他流离颠沛,卖唱为生吗?”
《理想国》柏拉图批评诗人荷马,中国的诗人同样适合,唐宋时期,那些一流的诗人总是颠沛流离。
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无论是王维还是苏轼、无论是李商隐还是辛弃疾,他们一生都在跌宕起伏中摸爬滚打,感受世界上的一切沧桑和悲凉,这是巧合还是必然呢?
孔子告诉我们“学有余力,则以学文”,意在提醒大家,应该在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社会阅历之后,再阅读抒情的诗歌散文。
四、读书容易迷信经典名著
我们有理由相信经典名著倾尽了先辈的心血,是上天送给我们后人的礼物。
我国古典名著历经两千年,先前手抄、后来雕版、回避帝王名讳、还要小心文字狱。传到今天,有的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下名著的创作环境和流传方式,不然是也会掉坑里的。
比如《史记》,是司马迁受过宫刑,饱含冤屈所创。太史公赞美项羽、贬低刘邦的主观情绪溢于言表。
《史记》以至于很多读者有一个感觉,项羽顶天立地好男儿,刘邦言而无信大流氓,读书读出这样一个结果,也真是一言难尽了。
鲁迅称其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虽然是褒奖,但也从暗示了《史记》作为史书的欠缺。
再比如《论语》,孔子死后,学生们把他说过的话整理成册,书中记录的诸如孔子八年前在齐国和子路说的两句话、六年前在宋国和颜回说的一句话等等。
汉唐时期这本书只是蒙学教材,就是古代孩子的读本。到了北宋摇身一变成了国考教材,私人语录升格成了普世真理。
所以有些人很诧异,圣人说“毋友不如己着”,就是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孔子太过势利眼了吧。为此,历代都有儒学大师为孔子做各种辩解。
其实根本无需辩解,这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句话,就如同今日的一位父亲,在儿子要外出上大学时告诫他说:“多和比你优秀的人在一起”。
《论语》可是一旦后人把《论语》神化,不愿接受名著的不完美,不愿相信作者的局限性,那么受伤的只能是读者。
不仅如此,就连语言本身,也应当小心。我国的文言文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但是缺点也非常致命,就是缺乏严谨性,这是过度追求美感的必然缺陷。
先对比一下中西文字的特点:
《物种起源》原文直译是《论依据自然选择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物种起源》;
《国富论》原文直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乌托邦》原文直译为《关于最完全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
西方文字确实啰嗦,我们汉语讲究信达雅,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到了哲学、逻辑学的领域,古汉语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比如这一句,《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九个字。
“苟日新”的铭文今天大多人解释为每天都要创新、都要有进步,这个解释难免牵强,商朝如此古老的社会为何会强调创新呢?
至今没有一个让大家都信服的解释,郭沫若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说这句话其实是误传,原文应该是“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看看上方的摹本,还真像。
再比如《逍遥游》中一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文字很美,意境很美,但是太过简洁,每个人都能理解出自己的新意。类似的文字,读一读能心胸开阔,但是无益于构建一个知识体系。
《逍遥游》近年来,中国崛起,名族复兴,从崇洋媚外变成了唯国学马首是瞻,这可能也是一种矫枉过正吧。
读书,可以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读书,也可以让人增长傲慢,而且还会觉得这种傲慢是智力的标志。
读书,能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也能成为一个无趣且无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