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戈壁之花盛开在红星渠畔
2018年是我在部队的最后一年。
最后一次休探亲假我打算搭一下“十·一”黄金周的顺风车，把自己的假期稍稍延长一点，能够多陪母亲几天，另外还要跑去看看爷爷，争取把他一生的经历做个简要记录。
两件事都办得不很顺遂。
母亲在城里做育婴嫂（也就是看孩子的保姆），天天都要上班。那时候我们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坐公交进城，她去老二中对面的雇主家，我俩在小区门口分别。从那里，我拿上小本子步行去大十字南边的爷爷家，等到半下午，再辞别爷爷和母亲会合，坐上公交车回家。从头到尾陪伴母亲的时间并不算多，也就原本想去大海道改奔大峡谷那一趟算是玩了一回。
爷爷那年88，算来今年已经上了90岁。他的意识清醒，身体也还硬朗：一方面冠心病、关节炎、皮肤皲裂各种慢性病缠身，总也没有个松快劲儿，另一方面，无论寒暑每天坚持在环城路上散一大圈步，胡子、眉毛也开始由白转黑，满口假牙之下的后牙槽里竟又生出了新牙。
要我说，儿女们虽然都在哈密周边，但都隔得很远，唯他独居于城市的边缘，只有新雇的保姆阿姨算是个知心人，这一点显得有些凄凉。
至今，我还记得他形容自己“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
我每天与他聊天，听他讲从小到大、从湖北到新疆的种种故事。约莫十天左右，老人讲完了，我也记满里半本子“草书”。
可是，老人把组织的关怀、个人的忠诚无限放大，对于“小人”的“使坏”令自己郁郁不得志耿耿于怀，除了能与家国情怀联系起来的“人民”“抄家”“抗洪”“建设”“保卫”……任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叙述极少，言辞流于“他们都是很聪明的孩子”“他们都很好”这样表面化的概括，让我觉得缺了点生活气息——既不检讨自己的得失，又不愿平等地对待子女们的优缺点——不够真实坦然。
生而不能洒脱，处处牵扯羁绊，坚持无谓设防，竟能甘于平淡——人是情感的矛盾体，在这里是最好的体现。
可期间，去看父亲的某天，当我追问关于我们这个小地方有什么小名胜古迹的时候，他得知我没去过红星渠首，立马电联有车的朋友，随即收拾行囊准备出发。
我诧异于他的说走就走、随性而为，但一想，这些年他做的事也大多如此——总是缺乏计划性。不过，有时这也不是坏事，至少他活得轻松，什么时候头沾枕头就呼噜震天响，从不深究任何问题，倒也简单快乐。用老人家的话，那就叫有福气了。
我们坐上邻居叔叔的SUV，往北而去。
从场部出发，沿途绿油油的槐树、整齐的农家小院红砖围墙、大片棉田、棉田之间队列般的白杨、排碱沟里果实累累的沙枣树等缤纷的色彩随着车过大卡渐渐稀疏。继续向北，人烟也越来越稀少。荒漠倒是被公路劈开，沿着路的两侧不断向左右远方蔓延，向前更是接到了天山跟前。
无人区般的天地里，注意力不会被太多的景致干扰，与道路平行的红星渠终于眼睛被注意到。
父亲说每过一段渠道就会在渠身上拓展修建一个“蹬沙池”用以沉淀泥沙，确保灌溉团场农林业的水资源清澈而洁净，它的造型易于分辨——带有闸口且较渠道为宽的地段即是。
我要求停车近距离观摩。叔叔停下车，我们跨过路左边大大小小的戈壁子，攀上渠道之侧。
渠道上口宽约6米，底宽在1.5左右，通身由大型石块和水泥立面构筑成梯形。湍急的天山雪水哗哗地顺着渠道规定的方向流去，兼之渠畔广袤的荒漠无规则地起起伏伏，使渠道本身越发显出沉默刚强、坚不可摧的面貌。
从上方看，“蹬沙池”就是一个楔在渠道上的U形空间。
从平面看，“蹬沙池”更深，不仅深于入水口，也深过出水口，水流进入这里，碰到墙壁弹回来形成大大小小的漩涡，轻者上扬，浊者下沉，同时开阔的空间使流速趋缓，这样才能有效把沙子沉淀到底部，让清水继续往下流。
父亲说，每过一段时间挖掘机来此清一遍沙子，以维持渠道的通畅（其实他省略了开挖掘机的人，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
我才终于明白，父亲那带河南味儿的兵团土话里的“蹬沙池”就是“澄沙池”，他只不过形象地用“蹬”表达出沙、水分离的实际效果，正如他强调的“蹬清”其实就是“澄清”。
此时，我们转身准备离去，大人们抬着头稳稳地朝前走去，我却像个孩子般上蹿下跳、左顾右盼。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一方辽阔苍凉的天地里，我见到了戈壁之花——姹紫嫣红、绚丽多彩、摇曳生姿的戈壁之花。（后来，我请教李维东老师才知道那些花儿都是猪毛草。）
在红星渠畔，我低头看见一小丛红艳艳的花儿，在万里无云的天空里、正午的阳光无死角暴晒下、在大大小小的青灰色戈壁子的衬托下，是那么耀眼、那么明媚、那么让人吃惊！
我原以为“大海道”和“大峡谷”里的荒原才是新疆最广泛的戈壁滩——那里寸草不生，唯有珍贵的奇石和普通的沙砾这些无生命的玩意被泼洒在表层，可在红星渠畔，在东天山余脉的山根之外，戈壁之花却盛开得如此鲜艳、如此动人！
我为这渺小但丝毫不娇弱的花儿感到惋惜——恐怕它只是顽强的生命扎根在贫瘠土地上艰难成活下来的极少数个例，但稍微抬头，更加多彩的颜色纷纷闪现在余光里：
嫩黄的、金黄的、粉红的、橙色的、深紫的、纯白的、白里透红的、白里泛青的各色花儿在石缝间、凹坑里、枯草堆中或是迎风独立，或是抱团簇拥着开遍了戈壁的角落。
原来红星渠并不孤单，它汇聚的水流使沿岸的戈壁充满着盎然的生意！
小花们既不伟岸也不茂盛，它们只是小小的普通的生命，点缀着荒原，扎根在寂静里。
它们匍匐着不需要别人注意，却把细瘦的茎笔直地伸向天空，把明艳的花朵开向四面。
它们活着，为了自己传宗接代的使命——一代代的花儿会继续开在这里，活在孤独和无声里。
它们姿态极低，仿佛要证明在水草并不丰茂的地域生命本该如此卑微。
它们活着，不求闻达，更不是为了给后代指出更加光明的出路——如果去不了资源聚焦的北上广深，至少也远离荒漠进入星星点点的绿洲里不再为储水发愁——安安静静地驻留此地即可，既然活着，就要在偏僻里好好地盛开，它们当然早就明白：生命的可贵无需向任何人证明。
无人欣赏并不妨碍为自己着色的鲜艳，无人观摩并不影响自己在旷野里翩跹独舞，无人倾听并不代表那寂寞的歌吟毫无意义！
我见到了戈壁之花，也就见到了怒放的生命——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
叔叔在远处调侃蹲在石头堆里的我：“你儿子来采风了”，但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总会干笑两声糊弄过去。
于是起身，回到路上，正准备登车，却被道路右侧的渠道所吸引，我问父亲，那干涸的渠道又是什么？
父亲答：那就是新渠落成后已经被抛弃的老渠！
原来，我们这里的红星渠还分新老两条！
我还是坚持要去看看，他们也只能跟随。
老渠的身材仿佛一个小一号的新渠，它的样子带有明显的年代感。渠里已经没水，可以下到底下。
砂浆和水泥的密度明显赶不上新渠，因此我觉得水流经过时它的防渗漏功能必定弱于新渠，但石块却凸起更高，使它的内部显得更加疙里疙瘩、凹凸不平；石材也排列地更加紧密，渠面上的一列列石头更加接近一条串联的直线，看到一些石块从渠身上脱落留下的凹坑，我想尝试用手抠下其中一块，却发现根本没有可能——老一辈人不会偷懒，他们用战天斗地的口号和绝不含糊的实干弥补了技术上的不足，造就了这条和新渠一样沉默刚强、坚不可摧的大渠。
顺着老渠向前望去，我看到一棵树的身影，它扎根在老渠里，稀疏的树冠说明这是一棵老树，弯弯曲曲的主干说明它一生中缺水的艰辛时刻多于丰水的欢乐时光。
我想要步行到树下，他们还是只能随我。
这一段路并不好走，路程也并不算短。
老渠里的石头分布太密，基本上踩不到平坦的水泥面，好不容易到了树下，不等我对这棵冲破沙石拔地而起的老树表达敬意，父亲率先开口：
这样的树能活下来，多亏了老渠被废，如果要正常使用，必须砍掉，哦不，是挖掉这树，它破坏了渠身，会导致水的流失！
嗯，有道理，但我还是觉得在老渠荒废了这么多年后，它还没死，那根须得扎得多深才能吸收到地下暗河里本就寥寥的水资源啊！
我们离开老渠再次向着渠首进发，越发广阔的荒滩和路中间的黄标使旅程增添了几分公路大片的味道。望向路边，我看到了高大悠闲的骆驼一群群地漫步来去，但没有看见黄羊的身影。
父亲说，骆驼们属于山里的哈萨克牧民，渠边零星的、较平坦的、延伸到水面的台阶就是给动物们饮水准备的。
快到渠首了，一头黑白花的大牛闲闲地卧在黄线上倒秣，叔叔略略转动方向盘，小心地避开它，但它根本不为所动——连看都懒得看我们一眼，仿佛交警不需要为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员操心。
渠首将至，人工种植的小片田地和围拢的树木越来越多，大只的蜜蜂也在车窗边绕来绕去，看到几幢低矮的红砖房子，我们到了。
看家的狗狂吠不止。团场让将近60岁干不动农活的职工来此值守，一月或者更久轮换一次，冬天要艰难一些，平时没有什么大的工程，只需维护好闸口，及时通报情况，只有孤独难以忍受，但大半生已过，他们早已学会了和漫长的孤独打交道。
那时的父亲也正在他们的下一环——红星渠的分水闸值守，他在闸口种了小片菜地，向我炫耀自己的白萝卜脆甜可口。
他们在此为团场贡献最后的一份力，尽最后的职责，熬过两年退了休就可以回到人间烟火之中安享晚年。
空气明显湿润起来。我知道诗人们称这为孤云出岫，但我们这里缺乏灵秀山泽的雾霭——吐哈盆地干旱少雨，每到盛夏，耐不住连日40度高温的人们总要翻过山来到巴里坤的森林和草原避暑——只要进了山，立马两重天，温度骤降，湿度增加，清爽宜人，鼻炎患者乐不思蜀，男男女女无不欢愉。
所以，我更喜欢把这湿润称作“山气”。山气不在日夕时也能带来佳境——离山越近的地方“山气”越盛，越是叫人身上舒服。
看渠首的人不多，但遮阴的葡萄架、笼中喂养的兔子还是让这里有了一些人气儿。一个值班的叔叔接待了我们，父亲掂出早上在场部买的卤肉和凉菜就馍馍，男人们都不讲究，随便拿出几个盘子一盛，大家围着桌子吃了起来。
除了我，桌上的众人都即将步入老年，他们的话极少，聊的内容也是有一搭没有搭缺乏激情，譬如：
“还有多久就退了”
“明年八月份吧”
“嗯”
“嗯”
“你的腿咋样了”
“还行吧，走一公里就不太好了”
“嗯”
“嗯”
……
饭后，我要去拍渠首，父亲送我沿着大坝过去。
渠首也叫五道沟，因山洪从附近的山谷里倾泻而出得名，相应的也就有一道沟、二道沟……。它面朝着荒原，背面正对着山谷，我不知道水流量最大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景象，但其侧的新坝体积要壮大得多，看样子需要存蓄的水量不小。
渠首本身修筑得酷似一道堡垒，建筑材料如老渠般有年代感，高而尖、硬而窄，清澈的水流从这里被约束住，从它的口中奔流向团场的万亩良田。一颗已不闪闪发光但依然泛着红色的五角星嵌在它的额上，昭示着它的名字——红星渠。
拍不了几张照片，反正已无路再向前，我们辞别了看渠的大叔踏上返程。
从父亲那儿我得知作为一项水利工程的红星渠修建于1953年，那个时候完全是靠手提肩扛，即使是60年代爷爷率领着劳改犯们前来整修，条件艰苦依然。
爷爷年轻的时候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就是那时在渠首吃了因海拔高而煮不熟的东西，以及从遥远的场部送来已凉透的食物落下的病根。
1979年19岁的父亲也亲身参与了修筑工作。那是因水流量太小在离渠首5-7公里处修建的两公里附渠。他还告诉我，新渠的设计者就是我弟弟的姥爷，看来我们家和这渠也算能硬扯上不少渊源。
可父亲和他那一辈的大多数人对这些东西不太容易表达那种炽烈的情感，他不会像石光荣摸着已故战友栽下的树一样抚摸自己搬过的石头，更不会像石光荣一样眼泪汪汪，如今的他们只是站在堤岸上四处望望，一边注意观察有没有被水流冲下来的牛羊尸体，一边小心着不要被泥土弄脏了裤腿。
可能他也觉得自己比较碌碌无为，同时也觉得快退休了是种不小的幸福。
归途中，黑白花的大牛依然卧在路中间，叔叔调侃着“交警还在站岗呢”，父亲哈哈大笑起来。
我看着高速行驶的车窗外不易被分辨的戈壁之花的掠影，我想到爷爷和父亲都把一生献给了兵团，爷爷好歹是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待遇不低，可父亲只是个工龄略长的下岗职工，像他们一样普普通通过完一生的人太多了，可我们宏大的叙事里没有关于他们的一星笔墨，要知道那背景都是由他们站成的密密麻麻的方队所构成，他们也都渴望着为不被时代淘汰而努力——没有我的帮助，父亲也学会了玩智能手机，还摸索着用微信付款，唯有接视频的把戏屡屡受挫只得作罢，但不久前他发现主动给我发过来时，接听对于我来说毫不费力，也笑得哈哈哈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留在团场并不算什么好出路，得出去奔奔才算闯了闯前程。
但留在团场的孩子却和我们这些背井离乡者一样，开始为祖辈父辈们骄傲起来，在建立共和国、发展新社会的征途中，他们也有着小小的但是不容遗忘、不可磨灭的贡献——红星军垦博物馆的落成是建立团场文化自信的一件大事，看起来它只是石河子军垦博物馆的一个零件不全的微缩版，但在我姨夫曾经工作过的机耕队原址上搭建起来就显得意义非凡——那个年代的机械化大生产工具驻地改建成本地的文化地标，也可以算是某种转型和转化的象征了。
我奇怪人们本应脚踏实地地建设家乡，待在那儿却总喜欢挑它的毛病，远走高飞后却总是在难眠的夜里追忆怅惘，如果当初……如果留下……如果再等一等……总有那么多如果等待着被自己否决，正如总有那么多去不完的远方等待被自己的眼球开采。
弃我去者和乱我心者一时间全部涌上心头，不过说白了每个人也就是在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中间地带过完自己的一生。
最近读完了肯·福斯特的《巨人的陨落》《世界的凛冬》《永恒的边缘》、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正在读的《俄罗斯通史1917-1991》也已过半，再看两年前拍的红星渠、地窝子的照片，我已不会再干巴巴、傻乎乎地为爷爷和父亲那两辈人高唱赞歌，就像我眼中的红星渠总是沉默刚强、坚不可摧，却不会高大伟岸。
它是建设者的心血，也是他们留给后来人的“阴凉”和“桃李”，但它的姿态就是匍匐在地上夜以继日、兢兢业业地给团场提供水利资源，怎么可能被吹捧上天呢？
我想这也许也是兵团精神的某个侧面，它不是那么善于被发掘被点燃被广而告之被万人敬仰，泡沫营造的万丈光芒不那么适合它，光影缭乱、万众瞩目的舞台前沿也不那么适合它，毕竟它的本意就是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的干点实事！
所以，这一趟最大的收获还是戈壁之花，它美得那么惊心动魄，美得那么超凡脱俗，美得那么叫人无地自容——它像母亲一样逆境中绽放，也像父亲一样默默无闻不为人知——我也还是最喜欢它，喜欢它偏安一隅也不吝风情，喜欢它厚积薄发却不为谁表达，喜欢它不被培养靠自己茁壮！
——提笔于2020年4月28日夜
——完结于2020年4月29日22时
（感谢热爱阅读的你，感谢善良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