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幸福并感激着 | 第六章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3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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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朱启平在《落日》中还记载了一个耐人寻味地细节。
签字仪式现场“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一九三三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九点十八分。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欤!”
跨越十四年的巧合,浓缩了中华民族道不尽的苦难。
可直到现在,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仍然被许多国家遗忘,甚至不承认。在他们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开始,以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美国投放原子弹结束的。撰写《中国,被遗忘的盟友》的美国史学家拉纳.米特曾在采访中说:在伦敦,人们强调丘吉尔首相、强调英法与德之间的冲突;在美国,人们强调太平洋战争——大多数西方人曾觉得中国的左右无足轻重。
毫无疑问,中国战场,在战争结束相当一段时间里,被边缘化了。
他们不知道,中国军民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打死、打伤和俘虏日军250多万,超过了苏、美、英三国消灭日军的总和;他们不知道,中国战场牵制了百分之八十的日本陆军、百分之五十的日本空军;他们不知道在中国除侵略的日军外,还迁来了240多万日本侨民,这些侨民控制着各大城市,抢占着中国的土地,掠夺着中国的资源。
斯大林说:只有中国军队困住日军的手脚,我们才能集中兵力对付德军而避免东西两线作战。
丘吉尔说:如果日军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线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缅甸若是失守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
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败了,你想一想,会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向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历史总会散尽尘埃,世界终会还中国一个公道。
还有一直饱受争议的正面战场。
自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为抗日所做的突出贡献,似乎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禁忌。翻开过去的书籍,观看旧日的影剧,一切都好像让成长在新中国的所有少年,对当年抗战中的国民党军有了一个统一的印象:欺压百姓、腐败无能与一溃千里。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至少不全是。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他们有临沂大捷、鄂北大捷和襄东大捷的张自忠;有台儿庄大捷的李宗仁;有昆仑山大捷的杜聿明;有仁安羌大捷的孙立人;有万家岭大捷的薛岳;有忻口战役和远征缅甸的卫立煌;有五原大捷的傅作义;有东瓜保卫战的戴安澜;有“支那第一恐怖军”的张灵甫;有“抗日铁军”的王耀武......
南京保卫战中,仅牺牲的国民党将军就有十一位。
中国军队他们都是抗日名将,他们所带的部队也都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抗日英雄。
他们也不应该被遗忘。
2010年,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在谈纪录片《我的抗战》时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小时候看抗战电影的时候,认为跟日本人在一起的那些人就是国民党,也就是说,是日本人加上国民党在跟共产党打。后来我去云南,腾冲、龙陵、松山,很多战场都去了。有一次到松山,找了当地的一个老人做向导,那个老人是国民党老兵,他不认识我,是当地安排的。他的家人扶着他,我们往山上走。不是有壕沟吗?非常难走,我说老人家您不用上去了。可他什么也不说,就让他儿子扶着他上去。上去后,给我们指,这是哪座桥,这是哪座山,能清楚的说出他的班长和最好的战友当时倒在哪里。当时我们拿着一个小DV在拍,讲着讲着,他忽然高喊起每一个战士的名字。当时我特别的难受,这可能是我生活中,第一次看到国民党军人并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老人能高喊起每一位战友的名字,我们也不会忘记每一位先烈的功勋。
2014年7月7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的盛大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隆重举行。
仪式进行第二项:“请总书记和抗战老战士代表,少年儿童代表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
抗战老战士代表有两人,他们分别立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两侧。
一位是中国共产党抗战老兵,原新四军战士:焦润坤。
而另一位,则是中国国民党抗战老兵,原黄埔军校第十八期学生:林上元。
台湾学者戚嘉林说“站在民族历史的高度、从历史的长河里看近代历史,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在各自的领域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史篇,我们应该共同发扬传承抗战的中国记忆。”
不错,对于全民抗战、共赴国难的历史,我们应该立高望远,共同铭记。
(四)
中日之间的战争结束了。
但中日之间的故事远未停止。
1955年,毛泽东会见以上林山荣吉为首的日本国会议员时说:“你们这个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
1972年田中角荣受邀访华,为中日关系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周恩来在宴会上说道:“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是的,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可直到今天,这两个民族的坚冰仍未彻底破开。靖国神社、慰安妇、钓鱼岛、南京大屠杀......每一个问题都牵扯着两国人民敏感的神经。
当一个民族不愿承认自己曾经的过错时,又如何能得到他人的原谅?
2017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曾这样对日本记者的提问答到:“今年确实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但同时也是卢沟桥事变80周年。这两个纪念日代表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和平与友好,一条是战争与对抗。80年前,日本全面侵华,给中国以及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最终自己也走向失败的深渊。而45年前,日本的领导人反省历史,同邻国改善关系,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日本国内仍然还有些人在这两条道路之间摇摆不定,甚至企图开历史的倒车。我们希望一切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能在这个重要的年头,把握好国家前进的方向。”
历史一再证明,顺应潮流者昌,逆流而行者,亡。
希望这个警钟,能一直长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老百姓常说,乱世人命贱如狗。
然而,我相信今日生于华夏的中国少年应当是幸福的。因为今日之阳光是自由的,今日之雨露是民主的,今日之民族已经起来。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
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
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
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
许多孩子期待着 饥饿,
而又在饥饿里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
一样的是 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
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穆旦
我们应当细细品读穆旦这首诗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所蕴含的深情。
但愿幸福起来的人们,不会忘记那段痛至骨髓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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