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的日子

那一天是农历27，天气阴沉，我在车上听到了武汉的事。收音机里一位著名教授很认真地讲了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要戴上口罩了，过个安全的年。2003年我去过北京，那时也闹得满城风雨，而我还年轻，从北京回来不戴口罩便在办公室里外乱走，吓得别人家哇哇大叫。那时我以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现在有孩子了，胆小了命也要了，而且觉得要给女儿作个爱生活的榜样。在停车的间隙，搜了一遍网络，买了一盒好一点的，一盒差一点的，我感觉贵了。

口罩到得很及时，在除夕之前陆续赶到。我以为，翻倍或者翻几倍买到的东西，服务总归不一样。与父母和姐分一点，我觉得戴着口罩度过一个假期，已足够了。我不喜欢外出，自以为也不是传统的人。年夜饭、拜年、聚餐一律谢绝，心里也蛮高兴的，甚至还想借机写一点东西，看一本《宇宙奇趣全集》。

焦虑是从疫情变化开始的。首先是病情传播速度加快，本地也有几个人被怀疑患上了此病。虽然被隔离治疗了，而与那几位接触过的人，是否正流窜于街上、商场、菜市，不得而知。而且戴上口罩似乎还不够，另需备一瓶喷雾状的酒精，对暴露在体表的双手、衣裳、鞋袜时时消毒。这并不难，关键在于酒精。酒精很便宜，但是没有，哪里也没有。口罩也遇到了困难，起先家人遵照一次性原则，一日一抛，十日过去，消耗大半——女人们要维系家务，不可能不出门的。另外还有我的外甥女，在商场上班。看她自制不规范的面罩，身体暴露在密闭空间的气溶胶之中，双手战战兢兢地接过不明来客的钞票，想想也觉得可怜。因此，我们全家不仅要将最好的口罩调剂给她，而且还需搞到酒精。

我很沮丧，复杂而错综的人脉关系，向来为自己所不齿。人情是要还的。而此刻似乎又回到了很久远的过去。而回过去的原因，却是不起眼的口罩和酒精。未来，或许还有更多起眼或不起眼的东西，需要厚着脸皮去讨要，去索求，或者望梅止渴。就像这一回，家人不得不向一位实在难以启齿的人物开了口，讨来了一点酒精。过几日，还得出去讨口罩，因为，那也无价了，而且日见消罄。

我望着窗外，树没变，虽是阴晦的冬日，仍有一只灰鹊停在枯枝上。街没变，高楼很新。两条无人看管的黄狗，在柏油路面上矫健地追逐，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狂吠。我猜想，两边高楼里的人，是否与我一样，也在百无聊赖之中瞅着那两条狗。或者望着窗外，猜测那透明的空气里，会不会包含着一滴可疑的飞沫，一缕致命的气溶胶？那么，飘浮的飞沫何时能落下来，落到何处？会不会落地生根，还是消失于无边的寂静之中……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病。不仅无声无息，而且还洞悉世故。它知晓维系我们生活是血缘纽带，人情羁绊。它就是冲这一点来的。比如上工、采购，不得不为之的外出，这个病就像幽灵一样，蓦然现身。我祈求家人在这一时段不着凉，不塞牙，不吃不喝地活着。万一你至亲的亲人，得了这个病，那你探不探望，陪不陪护，在道德伦理和生命价值之间，如何选择？万一是自己呢，自己触碰过的东西，与亲人交谈过的飞沫，零零碎碎的所有痕迹，会不会给家人留下一世无法弥补的伤害？

人如蝼蚁，生死不足为惜。但是，若在生离死别之际，还要将自己的亲人陪上，或者将无关的路人捎上，这算不算悲怆？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说牛顿在欧洲大瘟疫之时，置身于乡间，算出了“万有引力”。还有薄伽丘的《十日谈》，成就于佛朗伦萨的大鼠疫。于此，我只能说，这很沮丧。

2020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