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株草》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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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上海文学》2018年第5期

三株草

麦 家

小说短篇

我已经基本上告别短篇小说，不是因为挣不到钱。我早就不为钱写作，只为名。写短篇小说很难挣名，却容易败名。我好不容易挣了名，不想被短篇小说败掉。败在短篇小说上很吃亏的，人家会说，连短篇都不会写。

写短篇小说是走T型台，雪亮的聚光灯下，铁着面孔，挺着胸，收着腹，迈着猫步，甩着胳膊，迎着睽睽众目，一脚是一脚，一手是一手，腰是腰，胯是胯，款款来，妖媚去，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所有眼珠子都瞪着、盯着、睃着，目光炽热，在雪亮灯光的合配下，视线无可挑剔地全方位、多角度。你（男模）两孔鼻毛没修理，蕾丝三角裤（女模）没穿正，都逃不出一双双贪婪的法眼；一套套行头精准地比着你身体裁剪，与其说是遮身，不如说是裸体：不是敞胸露怀，就是欲盖弥彰。

我有一友，男性，高智商，情商更是高不可攀。三十岁发达，从废铜烂铁和炉膛里挖到第一桶金，然后造纸，然后造房，然后投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硕果累累。总之是超有钱，文化却一丝没有，精神生活几近空白。家里一排书柜，摆的都是世界各地的旅游纪念品、画册，没有一本书。你送他书，是间接羞辱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他跟着五岁的儿子学会这半首诗，会背。两年后儿子练书法，把两句诗写成对联挂在墙上——第一件书法作品，他不知这就是那两句诗。一句话，他是个文盲，第一回去上海，不认识“海”字。这是三十年前的事，至今也没什么长进，即便认得“海”字，我估量仍认不得大上海遍地流光溢彩的霓虹灯的“霓”字。这方面，他是个混蛋，不思上进，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另方面，他差不多也是混蛋，看片子只看黄片，讲笑话全是下半身，司机手机里存的都是那种场所、那种女人的电话。他有个宏大（也丑恶）的梦想，这辈子要让两千个女人从他床上挣到钱。如今，年不过半百，梦想已实现一半。有一回，他被人拉去看T型台走秀，回来煞有介事地对我说：怪了，看这个比看黄片还那个撩人。

其实不怪，黄片是下流故事，暴露，粗鄙，恶俗，淫秽，三观不正，五纲泥烂，裹脚布一样的臭，一样的脏，一样的不堪。T型台走秀是短篇小说，小台子，大舞台，简练，快速，精致，内敛，生动，闪亮；人头是精挑细选的，衣物是精心设计搭配的，手脚是晨钟暮鼓练过的，三点是坚决不走光的。总之，是要以精致雅，以小博大，以少胜多，以遮亮眼，匕首一样的，既锋利又精美，既是凶器又是饰物：牛皮套，铜链子，佩在腰间，威风头不亚于一枚钻戒。匕首是酷的，见光发光，见人吓人，也可以把玩，入袋为安。

诚然，匕首是小器，派不上大用场，打不了江山，正如模特很少成大明星。大明星是大舞台和时间量加大的，模特走秀，只是走，只是秀，场子小，时间短，速度快，走马灯似的，上去，下来，脚板底没走热，设计师像母鸡领一窝小鸡呼啦啦上台，谢幕了。因为一部长篇小说名垂青史者，古今中外，不胜枚举；因为一篇短篇小说成名当家，只有在中国的上世纪80年代。

我私想，若将友人与上千女人欢娱之事遂一记下来，或许可以当长篇小说看；文句好些，加些美食习俗，风土人情，是仿模《金瓶梅》的“金瓶桃”。若单拎一个女人写，不一定是短篇小说，除非你撞大运或倒大霉，遇见白娘子，撞上狐狸精、白骨精什么的，匪夷所思，破天荒。有一天，友人提着一箱钱，在偌大的欢场里寻不着一个女人爱（做爱的爱），这才是短篇——因为这也是匪夷所思，破天荒。

生活往往不是这样，但短篇小说就是这样，不是写生活，而是开创生活，创世纪；不是拾阶而上，顺流而上，而是暗渡陈仓；不是大部队压上去，而是剑走偏锋，出奇制胜；不是跟一千个女人睡，而是为了赢取一颗女人芳心让一千个女人哭。打个蹩脚的比方，生活犹如一堆草药，带着山涧的露水，附着泥土气；短篇小说是一粒药片，匪夷所思的疗效，好像是上帝赐的，其实是那堆草药炼制的。

俗世里的精神坚守

历史上，小说的地位不高，是“三言二拍”，是“弄堂里的故事”，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话。出身卑微，是因为它“从俗世中来”。确实，小说是通过描写人的俗世生活，家长里短，爱恨情仇，男欢女爱，炎凉世态等等，来展现人类活着的状态，以及复杂的精神世界的。这注定小说家要备具一颗世俗的心，对俗世生活保有常人鲜有的敏感和热情。只有这样，才能写好生活中那些世俗的人，琐细的事，乃至微妙的情。所以，小说固然要从“小处”着眼，要说小事，要从“生活源头”下手，从一个人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所思所想、喜怒哀乐、嬉笑怒骂这样日常的生活起头。

好的小说家，从来不是抽象地写一种生活，而是要照着熟悉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器物、风景、习俗、人情冷温暖、气候变迁、道路的样子、食物的味道、说话的口气、衣冠的穿戴等等，去编织生活。生活是有形的，有一个“壳”。小说家若不能编制一个坚固的俗世生活的外壳，人物的心灵就没有容器来盛装，读者也无从得知人物内心是怎样成长的，情感是怎么演变的，挫折或苦痛怎么拷打人的。生活有形，人心（灵魂）无形，只有用“有形”去装“无形”，“无形”才会变得“有形”，才能看得见、摸得着、握得住。否则人心（灵魂）随风而去，遁入空门，小说也就没了价值。比如一只破罐，非但盛不了东西，也是不美的，只能当垃圾丢掉。

所以，小说家必须要做两件事：一是要造好日常生活的“壳”，这就要求把小说写得生机勃勃，有滋有味，像模像样，每一个表情都有出处，每一个细节都落到实处；二是要在“壳”里炼制好灵魂生活的“芯子”。壳是外生活，心是内生活。有壳无心，是蜡像，不是活人；有心无壳，是哲学，不是文学。壳结不结实，好不好看，是手艺活，关乎美学。所以，也有人说，哲学是父亲，美学是母亲，他们的孩子是文学。

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家都是生活的专家。按沈从文先生的说法，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小说家不能对生活犯常识错误，那样壳破了，读者就会不认同你，甚至嘲笑你。比如前不久，我看一篇小说，讲到二战时期中途岛上“腾起一架喷气式飞机”，我心里在笑，那时候喷气式飞机尚在研发中，怎么飞得上天？那时候飞机都是螺旋桨的，这就犯了常识错误。这种错误像饭碗里的一只苍蝇，会让你对整碗饭都不信任，倒胃口。前些年电视上冒出一堆抗日电视剧，被观众嘲讽为雷剧。为什么？因为常识性的错误太多，把八路军搞得那么神勇，把日本兵弄得那么软蛋，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我们经常说“真善美”，失去了真，一切都无从谈起。真是建立常识基础上的。常识是知识，也是人情世故，伦理道德，天地良心等等。

生活无处不在，人人有份，但也并不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用来写小说。毕竟，小说从俗世中来，目的是要“到灵魂里去”。进入小说中的生活，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过滤和重新组织。作家不能沉溺于生活中的某种个人趣味而不能自拔。趣味也要有“常识”，要筛选，要经得起灵魂拷问。有一段时间，文学界流行写小事，写私情，写欲望，写细碎的生活，写心灵的乱象，一些作家甚至津津乐道于此。生活固然有颓败、黑暗的一面，但小说家不能直接展示这些颓败、黑暗，因为人的生存不止于这些表面的乱相和败象，其背后有复杂的心灵挣扎和精神冲突。小说终归不能满足于表达外生活，而是要深入内生活，要追问，要挖拓人精神的深度、广度，要敞开人灵魂的纵深感，让人看到生活的希望和亮光，获得一种能站立起来的精神，而不是趴下，在怨毒和呻吟中沉沦。

这就是说，尽管作家的世俗心任何时候都必须是活跃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对生活的敏感、深入、认知，不抗拒生活对他们的呼唤，怀有一种饱满的创作热情；但另一方面，作家对庸俗的趣味、赤裸的欲望，对人类内心黑暗的经验以及那种令人下坠的力量，也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和立场。好的作家，永远不可能放弃他的批判性、作为人的良知、作为世道人心的捍卫和坚守、作为作家的尊严和责任。作家的心中必须有一方净土，无论生活如何喧嚣，无论作品写得如何花红柳绿，他都要努力守护好这块净土。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说，“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他说出了文学的一个方面。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小说要探索人精神匮乏背后的真相、悲哀之中的仁慈、乱象之中的坚定，以及冷漠人群中隐藏的那颗温暖的心，从而让我们活得更沉着，更勇敢。

毋庸置疑，时代变了，文学正在离我们远去。但我以为，在一个文学已经越来越无力的年代，作家更要有所放弃，有所坚持，有所捍卫。文学不是欲望的加油站，相反，它应是欲望的制动器，是加速度的反速度。文学核心的价值是要展现出人类心灵的高度，以及活着、活好的勇气。它拒绝在俗世里沉溺，拒绝心灵被遮蔽，拒绝人心变坏，世道变黑。小说作为文学家庭里的重要一员，理应对人世保持批判的姿态，对人心发问，校正灵魂，清理污浊，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真善美”的理想世界，并发现一种值得我们为之折腰、甚至为之牺牲的精神向度。只有这样的创造和发现，小说才有价值，才有生命力，才会有读者把它一代代传承下去。

寻找“亲人”

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像只病猫一样蜷在床上，或沙发上，不是读书，就是发呆。其中小部分时间是在胡乱翻看，什么书刊都翻，只要身边有的；然后大部分时间是在读少数的几位作家的作品，卡夫卡、加缪、海明威、福克纳、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黑塞、鲁迅等。他们是在我乱翻中一眼钟情，结下盟约，至今不弃不离的。由于反复读，加上有些作品短悍，易记，也许还要加上我受过一定特别训练的记忆力，这些作家总有几篇作品我可以背下来。二十年前，我甚至可以连场背诵五十首博尔赫斯的诗——现在想来，那真是我荣光的记忆。

不管你记忆力好坏与否，作为一个写作者（首先是阅读者），随着年岁的递增，你脑海里会列出一排长长的书目，那些经典名著是很容易上榜的，即使只是偶尔翻过，甚至没看过。这就是名著的魅力，正如那些名川大山，那些凸现在史海里的著名人、事，你无须去亲眼，他们会自动钻入你的记忆库，排队等着你去光顾、领受。有一段时间，我的时间都消耗在拜读浩繁的经典名著上，就像一个胸怀天下的武林新手，浪迹天涯，为的是结识各路英雄好汉。想着还有那么多山头没有拜过，我不敢轻易出手——不用说，我是胆小的。换句话说，我因为胆小而有幸认识了不少英雄——仿佛我认识他们就是为了壮胆。

但是，有趣的事出现了，也许是因为我的胆量被我结识的英雄们壮大了，也许是我品行上有过河拆桥的陋德，慢慢地，我开始连续地抛弃我曾经膜拜的英雄们，巴尔扎克、左拉、纪德、托马斯·曼、略萨、罗布格利耶（几乎包括所有的新小说）、乔伊斯（几乎包括所有的意识流）、约瑟夫·海勒（几乎包括所有的黑色幽默），等等，等等吧。他们中有一部分（或人，或书），我犹豫又大胆地认为，其实并不了得，不过是浪得虚名，不过是“小人得志”——人类由于自身的局限，经常犯下鱼目混珠的错误。忘记了是谁——也许是圣奥古斯丁——曾这样说过：经典作品并不是一部必须具备某种优点的作品，而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并传存的“幸运者”。因为幸运名扬天下，流芳百世，对后人来说或许就是不幸。

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我一方面相信他们是了不起的，他们写出了他们的伟大，另一方面我总觉得他们跟我无关，形同陌路，温暖不了我，无法给我输氧传力，无法让我燃烧起来。与此同时，别有一些作家，如卡夫卡、加缪等（如前所述），他们的作品如同貌美楚楚的女子一样吸引着我，诱惑着我，让我神魂颠倒，神经衰弱，同样的脑筋在他们面前似乎也变得灵异起来，智慧起来，风生水起，见风如雨，过目不忘，念念不忘。我就这样并不费尽心机地记牢了他们笔下的人物、故事、句式、语录，包括他们本人的生平、长相、趣闻等等。我对他们的兴趣和敏感，正如兄弟一般，亲人一样，道法自然，无须苛求。二十多年前，我家里养了一条看家狗，鼻头尖尖，暗示着它嗅觉灵敏，兽性凶猛。那段时间任何外人走进我家，它都会灵敏地发出警告，忠诚地狂吠不已。有一天我突然回家，穿着一身绿色军装，我母亲都没有一下认出我来，然而这条忠诚的狗却对我欢喜地摇尾摆首，发出呜呜的亲呢声，没有厉叫一声。它以一种近乎神奇的方式认出了我的身份——或许是我身上的气味即使在外漂泊多年仍然与母亲相似吧。我想这是够神奇的，而我对某些作家、某些作品的亲近和联通的方式，似乎并不亚于我家的这条狗与我。

文学固然有神秘的一面。

这也使我想到了，浩繁的经典名著不是像太阳光一样，可以照耀每一个写作者。巴尔扎克们对我也许是毒药，纳博科夫对你也许是陷阱，汗牛充栋的大部分经典对我们来说都可能是毒药或者陷阱，能够照耀我们、温暖我们的也许只有少数几个人、几本书，他（它）们是我们在文学家族里的亲人。当我这样想时，我不再被那么多的经典名著困惑，不再到处拜山头。我告诉自己：停留在你的“亲人”身边吧，反复聆听他们，就会听到吉祥而美妙的天籁之音。

人头攒动，市声喧哗，世相是如此闹热繁华，然而人依旧孤独。因为亲爱文学，我们宿命地变得更加孤独。文学是一项孤独的事业。文学以宣扬人道、活泼灵魂为己任，但对创作者本人却提出了非人道、反人性的要求：只有走侧门，走独木桥，沉浸在黑暗和孤独中，才能到达彼岸。文学的大树只生长在孤独的心底里。这份孤独，父母、兄弟、姐妹、好友、所有爱你的人，都无力驱散。这是一份属灵的孤独，根子扎在更大的孤独上。

哦，你是如此孤独，所以你更要用心去找到你的“亲人”做伴相随，让他们用与你相似的孤独来温暖你，活泼你，照耀你，点燃你。正如你总有父母亲人一样，任何作家都有各自的“亲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像你的父母亲人一样与你同生俱来，他们淹没在“茫茫人海”中，需要我们用心、用孤独、用时间、用运气去寻找。运气属于敏灵和执著的人，因为孤独，文学其实就是一份最需要敏灵和执著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