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韩非都思想区别

战国时期法家主要是三个流派：法、术、势。商鞅重法；韩非子讲究法、术、势兼用。

商鞅的思想

商鞅思想主要在《商君书》中体现。主要两点：

一、法治是时代进步的体现

在《商君书·画策》中说明在从太古昊英人类只会砍树捕猎到神农时代开始男耕女织，这个时候社会生产力不足，大家都很难填饱肚子，所有不用刑罚就可以治理国家。从黄帝时代开始“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社会发展，出现了财富的均寡，有了战争的需求。这时候有了上下级关系，需要内部管理和对外的用兵。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同时主张不迷信以往的法律，变法是时代趋势。在《商君书·壹言》记载“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

二、加强法治和农耕奖励

商鞅认为轻罪重罚才能避免重罪出现。“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商君书·开塞》）

通过刑罚和奖赏会让人民为国家尽力，让国家富强。“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商君书·说民》）

通过刑罚监督农耕让贫民努力干活成为富民，通过奖赏让富民用钱买官爵又变成贫民。“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商君书·说民》）

坚定不移的耕战政策。“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

商鞅讲究法、制度，建立最完善“明赏罚”机制，军功制度，耕战制度。让秦国富强并奠定统一六国的基础。

韩非的主要思想

法、术、势并用

韩非把当时法家的“法”、“术”、“势”三派的得失作了比较，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胜利完成统一的帝王之业。

任法的一派以卫鞅为代表，着重讲究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用术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着重讲究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监督考核、奖赏处罚以及驾驭的方法手段。重势一派以慎到为代表，着重讲究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

韩非认为秦用卫鞅之“法”，国富兵强，但是因为“无术以知奸”，国家富强的成果却被大臣利用为扩张其私门势力的资本。秦昭王时穰侯魏冉攻齐胜利就取得陶邑作为私封，应侯范雎攻韩胜利就取得汝南（即应）作为私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因而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还认为韩昭侯用申不害的“术”，因为法令不统一，前后矛盾，仍使奸臣有机可乘，因而申不害执政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韩非子·定法篇》）。

韩非主张取长补短，把“法”、“术”、“势”三者结合使用。他把国家比作君主的车，“势”比作用来拖车的马，“术”比作驾驭的手段。认为君主如果没有“术”去驾驭臣下，“身虽劳犹不免乱”；如果有“术”来驾驭，“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篇》）。所谓“致帝王之功”，就是指完成统一的帝王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