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徽州这片土地自古钟灵毓秀，文风昌盛、人才辈出、代不乏人、涌现出一批一批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程朱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程颐、程颢和朱熹的故乡即是徽州。据统计，宋明清三代，歙县因科举入仕的进士有372人。仅明清两代，徽州人考中状元的有18人，占当时全国状元总数的16%，考中进士的1347人！对于落后且人口并不多的徽州而言，无疑是个历史奇迹！ 正因为文风昌盛，以至于以地域文化为底蕴的徽派建筑、徽派文化、徽商三大领域在中国近代史上光彩夺目。 徽州文化发达的基础正是徽商。 据考证，徽商起于东晋，衰于晚清，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活跃了一千五百多年！明清之际的三百多年，是徽商最为辉煌的时期。徽州巨商大贾雄居江南，霸气徽州，与同一时期的山西商人并称为我国两大商业壁垒和巨头。明清时期的话本中，“徽州朝奉”、徽州盐商都是富可敌国的艺术典型。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扬州接见了八大巨商,其中有半是徽州人。与其他地方商人不同的是,徽州商人是“贾而好儒”的真正意义上的儒商。他们中不管是“先贾后儒”,还是“先儒后贾”,走的都是儒商的路子。近年来声名大震的徽州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徽商的代表。 早在东晋时期,徽州商人就已远贾异乡,奋迹商场了。及至明清,徽商除了经营传统的茶、竹、木、瓷土、生漆等土特产以及徽墨、歙砚、澄心堂纸、汪伯玄笔等“文房四宝”以外,还重点经营盐业、典当、布业和海外贸易等诸多行当,足迹不仅遍及国内的山陬海隅、孤村僻壤,而且还远至海外的日本、东南亚等地。 “一等生业,半个天下”,徽州人以经商为第一等生业——歙县的盐商,休宁的典当商,婺源的木商,祁门的茶商,全都以其巨额的财富和鲜明的地域特征而闻名遐迩。在明清时代,“海内十分宝,徽商藏三分”,随着新安商贾财力的如日中天,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一时也人文郁起,山川风物为四方所艳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徽州文化更呈现出空前辉煌的一瞬。 徽州地处“吴头楚尾”，历史上从来都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即便是现在黄金周人满为患的五A景区黄山，也是八十年代才开发的。汉代前，徽州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才有北方迁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肿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徽商，也是被环境所逼出来的。所以，大凡徽商，均能吃常人不能之苦，劳常人不能之劳。 唐代始，徽州的祁门茶市就已经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至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大儒朱熹也是富二代，他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也就是通票。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期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是我国历史上奋战商场地域最为广远的群体。近代史上的福建和潮汕商人的足迹比之徽商更远一些。到了现在社会，粤商、浙商闽商则略胜一筹。 徽商兴盛千百年，可在历史上,徽商的名声一向是不佳的。明代人评论徽商是“徽州人有个癖性。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两件事不挣银子,其余诸事悭吝了”,嘲笑徽商只舍得捐官嫖妓。徽商的成功之路,缘于他们是一群官商,或曰“红顶商人”。他们无论是贾而后儒，还是儒而后贾,或是又贾又儒,巨商大贾们，赚到钞票后总是乐于做两件大事:一是在“革命根据地”徽州老家大办学堂,培养子弟读书,期望日后他们金榜题名,做上大官,庇佑自己。一是在官场老乡中寻求保护伞,结成官商一体,从而经营别人不能经营的生意,赚取别人无法赚到的暴利。 不论如何评价徽商的历史，能在多变而复杂的历史长河中，存盛一千多年，这足以说明徽商这个群体的谨慎、勤奋、视野、胆识……都是超群的。 徽州之行，在震撼和惊艳中结束了，从曾经如日中天的徽商祠堂里走出来，登上新时代的高铁一路风驰电掣的向北，那些勤奋而精明的徽商们的故事，也就这样成了记忆。 徽商 徽商 徽商 徽商 徽商 徽商 徽商 徽商 徽商 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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