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狂狷 ——先秦儒家美学的人格化

中庸与狂狷

——先秦儒家美学的人格化

    雅思贝尔斯称先秦时期为“轴心时代”，对于这一时代，它之前的所有时代都向着它趋近，似乎都在为它的到来做一种准备：而它之后的所有时代，又都一次次地重温回味它，受到启发和熏染塑造。

先秦时期是人类从关注“命运”转而重视“境界”的一个转变，在中国的这一时期，思想出现了中国哲学思想奠基的“宇宙论”范畴的零散的学说。百家争鸣，而美学思想的阐发也多内包于哲学思想的提出之下，中国自汉以来的历史中，儒家思想在大体上都是深入人心的，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自然也就成就了儒家美学思想的现实化。

尚礼乐的先秦儒家美学其实是一种追求人格美的美学思想，是对人生境界的追求，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在思想上的体现。而在这之中影响中国美学深厚的两个重要思想便是儒家对“中庸”与“狂狷”两种人格理念的推崇。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人格理想化的最终结果，是最难实现的所谓正道与定理。中庸所造就了中华民族雄强进取，中正阔大，刚毅高远的品质，对艺术创作主体和接受者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确立了“止于至善”的理想价值。中庸在美学上多体现为朝廷的美，政治的美，是一种气势磅礴的美。先秦诸子百家中也唯有孔子思想长存于中国历代美学思想中，若是不把这种年思想了解，那么就不能明晰中国艺术思想最深层的东西。儒家思想又并非是简单被剖析明了的理论，而是在中国长久历史过程不断变化的一种思想，而先秦时期是儒家思想刚形成的时期，是中国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儒家思想的发展根本，而中庸作业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自然也对于以后儒家思想的发展变化有不小的影响。其中，对于人格美的追求对中国艺术后来的品评也是有影响的，把艺术作品的优劣同人品的优劣联系且同化起来就是显著的事例。不但如此，艺术作品中表露的风格也被冠以人格优劣的形容词，如慷慨，豪放，沉郁等，中国艺术作品就如一有独立人格的人一般，被以人的特性所定义下它的优劣。这是中庸美学理念的具体表现。这种特性的美学理念多在朝廷艺术部分表露出来，无论立志，或是朝廷的整体美学气势，都是如此。而中庸思想对文人的要求，也必然促使他们人文修养和艺术探索精神的追求，如后世的理学和朴学都是文人思想于中庸方面的表现。无论对于帝王忠臣的描绘，或是大唐青绿的那种气势美都是中庸于朝廷美学的直接体现，是一种整体精神的外露，更是中庸贯彻美学之中的重要意义。

然儒家之精神并非是守旧道而一成不变的迂者，更有敢于自我的自由精神，众皆以为道家庄子那是自由，那是逍遥。殊不知儒家精神追求自由的精神更是一种敢于自我的执着，是一种敢与斗争的强大精神。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去，狷者有所不为也。”人自由并非是逃避，逃避又如何能得到逍遥，只有敢于进去且志向远大，成就自我的人才能称得上是自由的。且追求自由的道路是艰辛的，但却又不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低下之流，而是能够坚持自己理想原则不予苟且之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者，才能是儒家精神的体现，才能是狂狷。中国艺术上的革新运动的责任大多由狂狷者为主要的担待者。如明代艺术的变革，是有了王阳明心学的指导，出现了如徐渭者这面对人生的惨淡而付诸艺术的强烈表达才能有艺术的变革之路。狂狷精神更多是通过孟子而得到发扬的，有那舍生取义之调的威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的这种发展为儒家后世的儒士们确立了应有的儒士存在的价值和立身之根本。

或许中庸与狂狷却有其对立之处，然而些许人以此为借口寻其矛盾，则实在是不可理喻的，因为中庸与狂狷之矛盾，已早有分晓。中庸在于公正，雄强而开拓，非事不敢为且不可为。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无论于整体，亦或个体，儒家这种美学观念都是相辅相成的，开拓进取的精神自然是好的，然而要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原则，那则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有退一步之说。中庸与狂狷在儒家精神的整体要求中并不是矛盾的，正如美学理念中的中庸与狂狷的理念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种进取之后的结果，是一种发展的表现。先秦时期的儒家美学理念的这种人格化的特点，正是中国美学于此一层面的基础。

儒家美学精神是先秦美学思想之中的重要部分，而其中庸与狂狷也在儒家思想存在于中国长久历史的时间内占有着重要地位，对于这两种精神的追求是儒家美学理念的人格化体现，是被中国文化一直继承发扬的积极方面，更是不可被忘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美学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