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中国历史从未有过这样的画家

观世即史。可以说，像陈丹青一样，以区区一画家，在民间积累出如此巨大民望和社会声誉，之前的历史还未曾有过。

这样的人，他的社会身份和角色定位，就传统观念和评价体系而言，其实已经不单是艺术家，而是“士”。在不开放的权力形态下，人的言行是受委曲的，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是就家天下之曲而求伸的，所谓“千夫诺诺”，“唯华言不诛”，歌功颂德才是正能量，兴高采烈装孙子才是难得的人生境界。

唯有“士”的“自我赋权”，能以理义骨干为疏导，以广听外督为言责，发出客观的，负责的，积极的议论，作出没私情，不躲闪，无忌讳的行事，从而成为所谓的“民间意见领袖”。对于陈丹青，无论看法如何分歧，就民意结果和客观情势而言，不能否认这一点。

 这是对陈丹青公共身份的总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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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的清谈，其内核都是清议。这是陈丹青公共言说的总策略。

 士必然是清议的，知识分子才清谈。在中国近三千年的历史中，读书人的形态几经变化，地位也载沉载浮，但总有一种不绝如缕的传统意识在延续，这就是“士人传统”。这种传统的核心，在于以发动清议舆论的“道”与“理”，来对抗世俗中的“权”与“势”。

陈丹青依然是这个思路底下，自尽其性完其本分事。这是先秦以来至于民国尚存的士子的遗风。陈丹青推尊民国，自身也有民国士人的风范。他的言行举止，德行做派，都仿佛是民国烙下的，持续不懈的六十年改造在他身上似乎效果甚微，其人单拎出来让人不以为意，但拿他一比照当下遍地的共和国“知识分子”，“民国风范”就出来了。

大佬鲁迅的某名文有议论说，“........，所以到了晋代的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而为专读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为所谓了清谈了”。 文网日密，诛求峻急，不能与时俱进，何惧不合时宜，如何寻求不与偕亡的表达旨趣，骂鬼斥妖隔山打牛，刺贪刺虐因物随变，成为陈丹青不得而然的策略，与宛转应对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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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的所有毁誉，又源自于于他是一粒硕果仅存的“公共知识分子”。

近年来，在官民通力合作下，公共知识分子一词被彻底污名化，是鲁迅夫子所言“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陈丹青至今道德文章名重士林，可谓飘零花果，斯人如旧。他之所以能显得如此“智慧”，大概和他温和的性情、克制的言行，还有自我包装有关。

 一方面，他的为人是老成持重型的，言论的克制让他避免引来摧毁式的攻击。他不是大破大立玉碎瓦全那种中国人，在西方受教下而得的协商、改良、理性探讨的理念早已化为他身心教养的一部分。他祖籍广东，生长上海，南方小男人的谨小慎微，本身就是性格骨络组成的一部分。对于很多无力把控的事情，他有心排诋，心照不宣。

这时的他即便对体制充满不适应，及不愿去适应，但是所有的批判和愤怒表达依然还是恰到好处的谨守在和谐要求的分寸之内；而他之所以可以如此洒脱，也是自身异常清楚的认识到，即便不合作，不同污，离开体制，摆脱是非，他依然可以优然的通过卖画来获取优渥的生活，艺术界赞助体系与艺术品商业化体制足以让他进攻退守游刃有余。

另一方面，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巧妙的身份“包装”与形象“营销”也足以让他获取很多大众的好感。与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单一的学院专家身份不同，陈丹青还有着众多的身份“包装”与形象“营销”：杰出的画家，优秀的散文家，鲁迅崇拜者，师道的继承者，学院教育的反对者，文青界的宗师大匠，大众文化的传播者，公共平台的演讲家，温文尔雅的学者，体贴入微的丈夫等等。 所有这些身份“包装”与形象“营销”都在无时不刻的获取受众，赢的好感，并且最大化的稀释掉他批判言论锋芒给人的不适感。

这样的陈丹青，虽有局限，但用心良苦，我辈细民，又何必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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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格局下，培养出来的读书人往往人格不健全，而民众又多是活在卡通式的情感世界中。

 这样的知识分子，要么落于三家村气，要么落于文人气，要么落于清客幕僚气，思想往往不能独立，精神常常不得自由；而如此大国下的民众，也充满着君臣主奴意识的骄傲。于是，一种虚假的流行之风正被集体所热情接纳：满脸谄笑的乡愿，神情暧昧的媾和，以荣华恩赐为自得的苟安，视是非明辨为幼稚的伪善。

多年来，我们看到了陈丹青亟亟挣脱、改造的努力，看到了他对立的、不可调和的态度，看到了他与眼前这个掩藏在和谐后面不义世界的告别的决绝，看到了他对无耻和愚蠢的人事予以蔑视的言语，虽然他也明白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还可能自蹈死地“救赎之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因此，对于陈丹青，无论是作为多年读者，还是一介国民，我都要致以敬意和谢意。

 2018,3,13，中午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