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从GDP主义到保护社会

“发展”不一定是硬道理

  好的市场经济能够带来富裕公平，而坏的市场经济则造就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

坏的发展也正在导致社会道德的全面衰败

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

GDP主义盛行多年之后，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

GDP主义的社会成本

核心问题就是道德体系的解体。

问题出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从“以人为本”到“以钱为本”的转型，钱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如宗教）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阻止货币化，或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而在保护社会方面建树甚少。

政府提供社会保护机制并非是为了反对资本。恰恰相反，一方面是为了阻止和减少货币化和商品化对社会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资本更具人性的运作。在这个意义上，在西方，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在拯救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转型。

GDP主义侵入和主宰了社会领域

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在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活动或社会动荡出现之前，能否有足够的时间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又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GDP主义摧毁中国政权基础

上下不统一——2007年，中国十七大已经提出“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开始质疑GDP主义。2011年开始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也努力淡化GDP主义，虽然还继续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不过，这里所指的更多的是可持续的发展。而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仍视GDP为重中之重。  如果GDP主义继续下去，就会出现全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

仍然追求GDP增长的原因 1人们相信，GDP的增长率和就业率之间有着正面关联。给人造成的一种认知是：如果GDP增长不达到某一个点，就会造成失业率剧增，从而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2 GDP和执政党的合作性之间存在着正面的关联。

负面指标驱动的增长

高GDP增长是通过破坏社会得来的。

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还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而管理方式上，中国除了表现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中“适者生存”的恶劣面之外，创新很少。在剥削劳动者方面，只有技术高低之分，而没有性质之分。技术高超的企业（如富士康）采用的是先进的貌似人性化的“压力”限制，技术水平低的企业，仍然停留在早期资本主义式的非人道管理方式上。

在市场化国家，尽管政府也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不是决定性的。在中国则相反，尽管市场也发挥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

“国家能力”滥用的严重后果

过度使用经济杠杆，尤其是国有企业，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扩张，从而破坏了危机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相对平衡的格局。过度使用金融杠杆，尤其是过量发行货币，导致了很多毫无理性得所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造成了巨大浪费，也使得财政支持不能导向真正需要的领域，如社会改革。

在西方市场国家，政府是市场有效的规制力量。但在中国，政府和资本合为一体。

GDP主义是“中国梦”的最大敌人

GDP主义能够帮助实现“中国梦”吗？GDP主义不仅不能帮助“中国梦”，反而会粉碎“中国梦”。从发展的角度来看，GDP主义不仅不能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反而会导致在短时间内耗尽这些潜力，是国家更快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1.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2.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政府之手”如何使用

如果善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辅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确可以得到更高的GDP增长，后发展中经济体都是这样的。

异化了的GDP破坏社会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些异化了GDP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多年来，中央领导层一直在不断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共十六大之后，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政策导向，开始围绕这些政策导向调整发展模式。到中共十七大更明确提出，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必须首先明确是什么样的发展。之后人们不断努力淡化GDP主义，不仅高层这么做，一些地方更是实践去追求没有GDP主义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追求质量经济。

约束官员GDP主义冲动

如何继续淡化GDP主义，如何有效约束各级政府的GDP主义冲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