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我和我的命》——我命在我不在天

《我和我的命》，是著名作家梁晓声在疫情之下写出的又一部关注社会底层的冷暖和民间朴素的伦理，记录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讲述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遭遇与女性世界不懈奋斗故事的力作。

你信命吗？原生家庭是“命”吗？血缘亲情是“命”吗？你相信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吗？个人奋斗是为了成功，还是为了每天都过得充实？

回答是“我命在我不在天！”

本文仅就《我和我的命》其中的领悟浅析一二。

一、梁晓声其人

作者：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出生在哈尔滨市，当过知青，毕业于复旦大学。

梁晓声是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中浩然正气、慷慨悲壮的热血男儿，我们一定有深刻印象。《雪城》被收入新中国70年优秀长篇小说典藏。《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作者对社会及人性有着深度的观察和领悟，并一再提醒新时代的女性，无论在家庭成长和社会成长中遇到什么障碍，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尊严和肩负的责任。在自觉承担起家庭责任的同时，也始终相信勤劳、善良与正直的力量。作者在《我和我的命》这部作品中，对女性的自尊、自强、自立的故事进行了充分的展现。

二、故事梗概

作品的主人公“我”——方婉之，一名80后，在贵州神仙顶村闭塞的山区出生，因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儿被父母遗弃。不料却因祸得福，从农家到了县城，被“市长父亲，校长妈妈”的家庭收养。正是这种原生家庭的改变，才让她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

方婉之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长大后，因无法承受养母去世、身世暴露、初恋背叛、对养父误解，从而从大学退学，到深圳摸爬滚打。却无意中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亲身体验了改革年代的种种传奇。同时也找到了爱情，收获了友情，感悟了亲情。

三、 我命在我不在天

关于命运

《我和我的命》是关于命运的写作，也是关于人怎样去面对命运的写作。关于这个主题，小说借助养母“校长妈妈”曾对“我”讲过：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曰天命；二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曰实命；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

这是一段特别重要的点题文字，原生家庭给的“天命”如何打破？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实命”如何正视？文化给的“自修命”如何提升？

显然，人总是与这三命有密切关系。梁晓声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他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作用。

“我”无从选择出身、天命早就存在了，只能被动悉听“天命”的结果。实命正在发生，就是主动退学，仓皇中逃离校园，只身前往深圳，这正是成长的起点，也是你能够掌控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就应该从这里开始。

我想在这里着重说说这段“实命”，因为我不止一次地到过深圳，和一些企业保持联系，在广东佛山作为打工一族生活了近三十年。从老板到打工人，从企业管理到生产线，从工作环境到生活环境，自认为是比较熟悉的。所以说说方婉之及其几位女性在深圳的成长历程应该有些发言权吧。

关切成长

方婉之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她因为有校长妈妈给她留下的钱，她可以住在小旅馆里，暂时不必为吃住发愁。这可是那个年代打工人最缺少的，尤其是没有住处，则意味着没办法立足。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地帮厨，由此也认识了李娟、倩倩、姚芸，三个女子不同的命运就此展开。

这时侯的三姐妹初步融入社会，同吃同住、同甘共苦，还敢于为讨回公道，找工地老板讨要年终奖。为了挣外快，利用假期去给人唱歌。她们坚守底线，挣自己的钱。数钱时发自内心地笑，喜形于色竟是这么简单。

两个姐妹暂时离开后，方婉之独自去包装厂上班，自愿到基层当总线长接受锻炼。后来从东北老家回来的李娟加入进来，当了线长，快快活活地与姐妹们一起工作和生活。婉之的文字和管理能力得到展现和提升。李娟的开朗利落，对技术的熟练，也都展露无遗。

之后，婉之又与李娟一起办起属于自己的超市。婉之开始考取业大，对读书的渴望，一心想要圆了大学梦，展现自己的才华；李娟精心照料超市，精打细算，考虑周全，且眼光长远，她们都有各自的长处和优点，可以说，在深圳这块沃土上表现得相当充分。

她们都是小人物，从底层干起、独立、奋进是故事的主调。她们从立足、生存，在攒钱中体验那份艰辛与充实。她们是平凡普通的，但却不卑微，而是活出了自我存在的价值。

开放的城市，改革的前沿，缺少什么？缺少人才呀！我经常这样说：“就怕你没本事，又不上进。只要努力，肯用功，就有你施展的平台。”婉之和李娟做到了。

“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和自己相依为命，又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这才是正道。

关乎善好空间

在《我和我的命》出版发布后，新民晚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这样写的：“梁晓声茅奖后新长篇：关注原生家庭，关切女性成长，关乎善好空间”

文章开头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

正如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的那样，“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一种与他人无关的个人幸福，也没有一种与别人无关的命，顺应大势，我命由我，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也是我们和我们的命，是我们想要的善好的生活。梁晓声保持了我们对善好的想象。而且这份想象不是凭空的，不是没有现实感的，而是深深扎根在现实里，扎根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困境里。”

善好，美好，我们期待。

在离开家庭步入社会之后，社会、家庭都会对女性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由此带给她们的冲击、迷茫和惶恐不容小觑。

她们立志靠自己的努力打破宿命魔咒，友情的力量让依靠双手打拼的女性活得实在却不艰辛、坦荡而不孤单。在传统道德、人伦角度来叙写关爱底层的“向善”情怀，是这部小说又一个突出特色。

比如婉之，尽管自出生就被遗弃，但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后，并没有对神仙顶的穷亲戚们袖手旁观，而是克服种种困难，以钱、物、介绍工作等各种方式帮衬他们。这里既有血缘亲情的牵扯，也有扶危济困的正义伦理与共同富裕的集体伦理在起作用。

李娟也为贫困的家乡、残疾的弟弟做了很多。还有在未婚夫牺牲后，主动承担起对其家人的养育、帮扶的责任。可以说，在这种伦理现实主义下，两个女性人物不光努力争取“我命由我”，还以一颗向善的心关爱他人，这种朴素的笔调和“好人好命”的温暖底色感染着周围的人们。

婉之与李娟是知己知彼、肝胆相照的闺蜜情，贯穿了小说后半部分。这种作者浓墨重彩铺叙的女性情谊，曾被养父误认为是“同性恋”，但却是携手共进之情，带有惺惺相惜的意味。

再有就是“校长妈妈”与“市长爸爸”，尽管他们位高权重，但他们总是以精英分子、党员干部的形象出现。即使在婉之离开这个家庭之后，养父也是“我”精神上的良友与导师。婉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一个励志的女性角色，寄养家庭的熏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婉之的丈夫高翔不但有才华，还与“我”一样正直善良，与“我”的养父也能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甚至养父晚年发生的黄昏恋也被写得那样幸福美满。

可以说，积极向上、拼搏向善的人，终将会迎来命运的馈赠。这也是平凡人不卑微的“自修命”吧。

我平凡，我普通，我认真做人，我足够坚忍。我有幸福的国情、温暖的亲情、真挚的友情——人生主要的三福气我占全了，夫复何求？我复何求？多么铿锵有力的话语，多么豁然大度的情怀！

我把吴晓波这段话与大家分享，作为本文的结尾：人间的模样，其实就是命运的倒影；人间的意义，无非就是活着的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