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见偶像张立宪老师记

时间：2023年4月7日 下午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演讲的主题：成长路上的“结构性死亡”

一、终于跟张立宪老师近距离接触

我第一次知道“张立宪”这个名字，是我毕业刚来深圳的那一年，在福田那一家书店里看到了摆放在货架上的《读库》。

《读库》是一本综合性人文社科类杂志。而张立宪老师既是这本杂志的主编，还是是“读库”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追星族。就像我从小就喜欢周杰伦，但是我迄今为止从来都没有去看过一场他的演唱会。我抢不到他的票，但是我也从来没想过从其他渠道把票弄到手。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是我第一次跟自己的偶像近距离接触。

但我终于到达了张立宪老师讲座的教室门外，正准备进入大门的时候，余光中瞟见了离大门不远处的长凳上坐着一个酷似张老师的人。

定睛一看，觉得确实很像。在半信半疑之中，我靠近了他，我很紧张，因为我很怕自己表现得不得体，很怕自己失礼。

我在第一句话就是跟他确认他是不是张立宪老师。确认之后，我立马察觉到张老师正处于上台前的最后准备中，本想再多寒暄几句，但是我立马就放弃了：这样子打扰别人真的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不过我刚起身离开，就有另外一位中年男士激动地找张老师握手。

我内心不由得想：或许可以给张老师准备一处不被打扰的空间。咱们粉丝们的热心可以在活动结束之后的轻松氛围里再尽情表达。

二、我对主题的预设

我有一个坏毛病，可能这个毛病几乎大部分人都无可避免吧。

这个毛病就是——预设：当我看到讲座的题目是【成长路上的“结构性死亡”】时，自己在脑海里给预设了大概的内容。

我当时预设的内容是：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处环境必然不断变化。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及身份的变化，我们必须不断地“死亡”，然后又不断地重生。

就拿我自己来说，当我从学生变成社会人、又从社会人走入婚姻，这一系列的身份的变化都是从外到内的。

也就是说，我在没有做任何“不当学生”的准备、对婚姻生活也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就把这些身份套在自己身上。然而我的心灵，或者说我在精神上，却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未出阁的小姑娘。

所以，但我面对要开始自力更生、当我开始要面对跟婆家的相处问题、当我要面临在职场和生孩子之间做选择、但我被问到“要不要买房买车”等等等等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直是被拖着走。

不是因为我不愿意掌握主动权，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掌握。

这就是我的“结构性死亡”。

我要么就退回到象牙塔里，永远当一个依赖父母的寄生虫，要么就立刻从精神上和实际上都做出彻底的改变、勇敢积极地去面对自己现有的处境。如果选择后一种，那么必定是要“杀死”前一种自己。我必须要重生蜕变，变成另一个人。

我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还想到了《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主角之一莉拉。她一辈子命运坎坷，她身上有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韧劲，我看着她生而又死、死而又生。我认为她是“结构性死亡”—“结构性重生”的典范。

三、张老师的演讲内容

1、听了张老师的演讲，我才发现自己的预设跟老师不是同一个维度。

这里的“结构性死亡”是结构性困境的意思。

然后老师就举了两个例子。

2、第一个是岳飞的例子。

也就是说，很多学者经过研究，列举了所有其它的可能性，最终发现岳飞没有其它的命运，“死亡”就是他的唯一宿命。

我总结概括一下原因（可能有记忆不当的地方）：

有两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文官集团和武官集团的矛盾；君权和军权的矛盾。

武官集团在战场冲锋陷阵，背后是国家动用整个社会的资源来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是文官集团通过运作官僚系统去筹措资源、并将资源送到前线。所以文官集团对所有的“支出”都格外敏感，于是他们对武官的“业绩”要求就会非常严格。这一方面让武官集团备受压力，另一方面会陷入到一种“外行指挥内行”的境地里。

君权和军权的矛盾就更好理解了，这一组矛盾在中国上演了两千多年。“功高震主”，是所有君王都忌惮的。

而在宋高宗赵构和岳飞的事例里，除去秦桧的因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不仅仅只是一场收复国土的战争。

岳飞的人品刚正不阿，他一心迎回二圣：在金国做人质的高宗的父亲和高宗的哥哥宋钦宗赵恒。而这恰好是高宗的心病。宋钦宗是宋徽宗的儿子，他在人们心中是最正宗的皇帝，而现在的皇帝宋高宗赵构只是一个代理皇帝。

而且如果从技术上来讲，专家学者们也分析过，宋朝打败金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岳飞一定会殊死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倒下。

于是，我们会问：那岳飞告老还乡、解甲归田不就好了吗？

可问题是，那么这个时候岳飞就不再是岳飞了，这个时候“还我河山”的岳飞从精神上已经消亡，只剩下肉体上的岳飞还活着。

也就是说，“岳飞”是一种人设，在当时的环境和背景下，这个人设之所以能被我们歌颂近千年，就是因为他只能死。

3、第二个是明朝灭亡的例子。

老师讲到了崇祯皇帝、袁崇焕将军、后金、女真族、努尔哈赤、朝鲜等等。

我自己个人对这段历史完全不了解，所以就不在这里复盘了。

总之，老师想要说明的是，明朝的灭亡也是一个必然。

4、老师的最后落脚点是：

如果一件事是从结构上出了问题，那么越做越错、越做只会损失越多，还不如干脆停手。

老师还举出了当年不景气的时候，某个工厂不得不砸掉自己产线的例子。因为停工虽然挣不了钱，但是开工会赔得更多。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要警惕结构性死亡。

5、接着老师给出了一个方案：谈判。

老师说，翻看历史，发现谈判的精神是缺失的。

我们总是凭着一腔热血要干倒对方、让对方消亡，始终被一种高昂的情绪裹挟。

6、我想到了之前看过的黄执中先生一篇的文章，大意是说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想沟通就能沟通，因为想沟通的那一方往往是在双方的关系中处于不利位置的那一方。比如被家务所累的妻子想让丈夫分担家务，于是找丈夫沟通，然而丈夫是拒绝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维持现状对丈夫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再比如宝妈想和熊孩子沟通，让他把自己的玩具收拾好，也往往沟通失败。因为不收拾玩具的孩子是“既得利益者”，“反正就算不收拾妈妈也会替自己收拾”。黄执中先生也是说，我们需要掌握的是谈判和说服的能力。

但是到了这里，我还是没能很好地把老师讲的前后内容串起来。比如回到岳飞的栗例子里，“谈判”该如何应用呢？

一个谈判的岳飞，不是跟告老还乡的岳飞一样，也不再是我们所指代的那个岳飞了吗？

我想到了抗日战争。我不知道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怎么有勇气用了八年的时间来跟日本抗战的。如果不是站在马后炮的角度，我们是否也认为当时的中国陷入了“结构性死亡”呢？是否也应该放弃抵抗呢？还是说，“谈判”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而是寻求其它出路、不能蛮干的意思呢？

如果不放弃，而是采用“谈判”的方法，那么前面列举的岳飞和明朝的例子，意义又在哪里呢？

复盘到这里，我想应该是自己的哪里听岔了、或者没听懂、又或者理解错了。

我认为问题在自己身上，并不是因为我盲目地崇拜张老师，而是以我对张老师的了解，他作为一个顶级的主编，对自己输出的内容绝对是有严格把关的。如果将来有机会，再请教张老师吧。

我找到了一篇关于“结构性死亡”的张老师的另一场针对创业者们的演讲内容复盘：这个时代的创业者，要保持“死亡警觉”

7、我再从头重新捋一遍：

1）岳飞之死和明朝灭亡的例子，是为了详细解释什么是结构性死亡。

2）结构性死亡，作为一种现象，在社会中广泛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对它产生警觉。

3）当我们发现已经陷入结构性死亡之中的时候，需要做的不是继续蛮干。而是要么停下来，要么以上帝视角将自己抽离出来去寻找另外的出路。

4）“谈判”，是破解结构性死亡的其中一种方式。

对于1），对于结构性的问题，生活中还有无数的例子。社会学得以蓬勃发展就是因为要致力于从社会结构上解决问题。

对于2），无论是从老师的演讲里，还是从我个人的经验里，我发现个体想要避免结构性死亡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重点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尽早地察觉到已经陷入其中。

对于3），张老师举出了自己的例子。2007年，是读库创办二周年。从报表上看，是盈利的。但是却发现需要借钱给印刷厂付款。问题的症结很简单：渠道商压着款不付。

这就是出版行业的结构性问题：图书发行商严重依赖渠道商，渠道商不断压价，而且拖延付款。

这时候，有这样几种方法来应对：

像渠道商一样，对印刷厂，写稿人等等拖延付款；

更加努力优化自己的图书内容；

维持借钱的现状，得过且过。

张老师认为，这些方法要么不不妥，要么是蛮干。为什么呢？

因为导致现状，并不是因为公司出品的作品作品不够好或者经营不善。用张老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是行业通病，这个问题的产生跟我个人的才华、能力、运气，包括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都没有关系，也不是凭我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

所以才需要开启上帝视角，另辟蹊径。

当年，张老师采取的措施是积极拥抱正在高速发展的淘宝，不再依赖将渠道商。这个方法确实奏效了。

4）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我甚至不能够确定这一点是在演讲里的，还是老师回答某个同学的问题时讲出的。否则我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把“谈判”的内容跟前面的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