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19章 少私寡欲

【原文】

绝圣弃智①，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②。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注释】

①圣：此处是指一种智能而言，不同于“圣人’’的圣。

②文：文饰，浮文。

【翻译】

抛却聪明和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杜绝仁慈，抛弃道义，人民才会回复到孝慈的本性；抛弃伎巧和获利，就不会有盗贼产生。“圣智、仁义、巧利”这三者全是巧饰，不足以治理天下。所以要让人民的思想认识有所归属。保持纯洁质朴的本性，减少私欲杂念，抛弃“圣智礼法”的学问，就没有忧患了。

【导读】

老子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治世思想。认为“仁义、“圣智”等不足以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只有归于原始，保持事物的本性才能免除世间的忧患。

【解析】

在本章中，老子对前一章提到的社会弊病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并针对社会病态，提出具体的治理方案。

在前一章中，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因此他在本章的开篇就点明“绝圣弃智”，这使人不免产生疑惑：“聪明睿智和巧言善辩乃人心所向，为何要杜绝和抛弃呢？”智慧是好东西，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但好的东西不一定有好的用途。也就是说，如果将聪明才智用于为百姓服务，用于积善养德，那无疑是好的，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可一旦用到损人利己的事情上去，那将是十分可怕的，还不如没有智慧，因而老子主张抛弃这种聪明智巧。

老子认为“圣”、“智”容易滋生巧诈，用法制巧诈治国，便成为扰民的“有为”之政。抛弃这种扰民的做法，人民就可以得到切实的利益。由此可见，老子并非真正倡导愚民政策。）“下德”的圣人借助法制，提出各种虚伪的道德概念，只有“朝甚除”的人才能享用这种文化造出的物质财富而且这种文化还腐蚀了淳朴的人民，诱使他们对“奇物”产生欲望。这种文化乃是“乱之首”。由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老子斥责统治者的文化，在他看来，这种文化和大道是相矛盾的，必须抛弃这种文化，因为它对人民毫无益处。所以，老子提出一种乌托邦思想——使人民同这种文化隔绝。老子的这一政治主张虽有些理想化成分，但他提出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对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具有一定的意义。

许多本子以“少私寡欲”句结束本篇，而把“绝学无忧”作为下一章的开端，“绝学无忧”也正可以与前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并列。对于“绝学无忧”一句，学术界也颇有争议。一种看法说“绝学无忧’’指弃绝学习就没有忧虑了。也就是认为老子要毁灭一切文化，当然也就不要学习了，因而导出结论：老子是愚民政策的创始人，是倡导愚民思想和政策的鼓吹者。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绝学”指抛弃那讲圣智、仁义、巧利的学问，将其置于身外，免去权欲的诱惑，做到无忧无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老子所说的“绝”，其实就是绝招的“绝”，也就是独门绝技，是指至深、独到的学问，老子认为只有取得不同于世俗的独到学问，才能无欲无求，真正做到无为。

在远古时期，人类和自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然是和谐相处的，人类吃的、用的无不直接取于自然。当时人类的认识有限，并不比别的动物高明多少。可随着认知的增多，人们渐渐具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认为自己是万物的主宰，并且不断打乱自然的平衡，因而遭到了大自然的惩罚。其实，这是人类为拥有智慧而付出的代价。后来，人类还出现了欺诈、猜疑和互相残杀的行为，这也是巧智滋生出的不良后果。有一故事，颇受启发：客机在沙漠失事，留下了十一名幸存者，在幸存者中，有教授、官员、经理、军官、主妇……还有一个傻子。沙漠白天的气温高达五六十度，要想生存就必须及时找到水源，求生的本能支撑着每个人都去寻找水源，然而，大沙漠总给人开玩笑，当他们看到一片绿洲，狂奔而去时，绿洲却瞬间消失了，一连几次都是这样。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发现的绿洲，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他们为此黯然神伤，心灰意冷。而唯有傻子不知道什么是海市蜃楼，他只知道口渴需要喝水，在其他人彻底放弃之后，他还在拼命地寻找水源，最后他爬上一个沙丘，看到了水，就呼喊着让其他人过去，可没有人理会傻子的话。三天后，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发现除了傻子还活着，其他十个人都死了。

傻子不懂什么叫海市蜃楼，也不懂什么叫欺骗，当然也就不会猜疑，不会等死；而那些人恰恰相反，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将他们推向绝路，傻子因“傻”得福，是“傻”救了他的命。当然，本章并不是倡导我们都去做傻子，而是启发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智慧去猜疑人、伤害人，要做到质朴淳厚、少私寡欲，这样才能与大道相通。

王弼《道德经注》

圣智，才之善也；仁义，行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绝，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属。无以见其指。故曰此三者以为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属，属之于素朴寡欲。

圣明和智识，是好的才能；仁义，是好的行为；巧妙有利，是好的功能。而老子直接说要弃绝它们，连做肤浅的纹饰都不够格，只会让人们没有归属。通过上面三者见不到也得不到我们提倡它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说这三者做肤浅的纹饰都不够格，人还要有另外的真正需要归属的东西，那就是简单、自然、少有所欲。

苏辙《老子解》

非圣智不足以知道，使圣智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圣智之本而见其末，以为巧胜物者也，于是驰聘于其末流，而民始不胜其害矣。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没有圣明、智识是无法了解道的，让圣明、有智识的人来治理天下，怎么会不以道来处理万物呢？但是世人只见到了智慧的肤浅表现，却见不到智慧的根本，以为机巧就能够取胜，于是在道的末流大肆折腾，而百姓不能承受这样造成的损害了。所以说抛弃对圣明与智识的肯定、景仰和追求，民众可以获得百倍的好处。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仁义所以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窃仁义之名以要利于世，于是子有违父，而父有虐子，此则仁义之迹为之也。故“绝仁弃义，则民复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济物也。二者非以为盗，而盗贼不得则不行，故“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也。

仁爱而遗弃亲人的人是不存在的，正义而背叛君主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仁义表现为孝顺慈爱，但是到仁义的衰颓的时候，不仁义的人们以仁义的名义去寻求利益，于是有孩子违逆父亲，有父亲虐待孩子，如果把仁义比作车轮，种种乱象都是由仁义的车轮滚过地面留下的痕迹，这痕迹虽然显示了车轮的滚过，却是车轮碾压与排斥的东西。所以说杜绝对仁义的肯定、景仰与追求，民众才能恢复到子孝亲慈的天性。巧，能使事情方便易行；利，能够扶助、促进事物的发展。具备这两者的不一定是盗贼，而盗贼一定具备这两者，所以说远离对机巧的使用和对私利的追逐，盗贼也就没有了。

世之贵此三者，以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或属之圣知，或属之仁义，或属之巧利，盖将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复其性，虽有三者，无所用之矣。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此则圣智之大、仁义之至、巧利之极也。

世人珍视这三种东西，造成天下的不安定是因为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纹饰、装点。有人提倡圣明、智识，有人提倡仁义，有人提倡巧利，都是用肤浅的纹饰来治理。然而天下反倒更不安定了，为什么不返回纹饰的根本呢？使人们的感官清净，内心朴实，减少对自己的关注和对欲望的追求，则天下人都恢复他们的本性，虽然有那三样东西也没什么用处了。所以说我无为，人们就自我发展；我好静，人们就会自然端正言行；我不妄加指挥，人们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人们就自然朴实。这就是最圣明、智慧的圣智，最仁慈正义的仁义，最巧妙有利的巧利。

然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老子绝而弃之，或者以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虑后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为道之所眩，以不失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达也。

但是孔子以仁义礼乐治理天下，老子却弃绝它们，有人以为他们不一样。《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为后世考虑的很多、很深刻，所以向人们展示的是具体、实在的形式，而隐藏了真正的道，使中等层次以下的人遵守具体的、实在的形式，不被道的高深莫测弄迷糊，如此也不失为君子。而中等层次以上的人自然应当追求最高的道。

老子则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开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为学者惟器之知则道隐矣，故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故后世执老子之言，以乱天下者有之，而学孔子者无大过，因老子之言以达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无所从入。二圣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老子不是这个样子，他立志要人们明了大道，而急于开化人心，所以对人讲大道，而忽视了具体的、实在的形式，认为治学的人只知道具体的、表面的知识，道就体会不到了，所以主张弃绝仁义礼乐来使人明道。道是不可言说的，可以言说的都是与道相似的东西，而不是道本身。通达的人因为相似所以能从这种言说中认识真正的道，而头脑不清醒的人看到相似的就以为是真的。所以后来的人以老子为指导，有祸乱天下的，而学孔子的人通常没有大的过错。因为老子的言说而得道的人不少，而通过学习孔子来求道的人常苦于无从入手。两位圣人都不够全面，重视了此就难免忽视了彼。

【经典解析】

有人认为老子反对一切文化思想，是想让人民归于最原始的愚昧状态，是愚民思想的先驱、愚民政策的鼓吹者。老子思想固有反智倾向，但并不是为了愚昧民众。老子所真正反对的是那种在人们交往中的奸诈巧智、假仁假义，让人们免去权利、欲望的诱惑，做到心灵上的自由。

老子所生活的时代，诸侯纷争，战乱四起，所有的战争无不是打着维护礼义、为天下的旗帜;所有的统治者，无一不以圣贤自居;而那些纵横游说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也无一不是世人心中的“智者”，他们用给诸侯带来“利”的学说而挑拔战争，求取功名。在老子眼中，这正是战火频仍、民不聊生的根源。

所以老子从他所观察到的时代出发，认为这些“圣智”、“仁义”、“巧利”，才是大道废的祸根。人们与其有这些“仁义”、“巧智”还不如没有，还不如归复于那种理想中的无知无欲、无争无斗的状态。

《庄子》中曾有这样的描述:远古时候，人们结绳记事，将粗疏的饭菜当作美味，将朴素的衣服当成美服，在淳厚的风俗中快乐地生活，居所简陋，但人们却安适于其中，邻近的国家相互观望，鸡犬之声相闻，百姓到老死也不相往来。那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如今，百姓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说“某个地方出了个圣人”，于是带着粮食急趋而去，抛弃双亲，放弃自己的事业，往来奔波，这都是追求圣智而不遵循大道的过错。

快乐的含义很复杂，有人说学习是快乐的，有人说无知最快乐;有人静坐冥想很快乐，有人将攀山越岭当作快乐;对于很多百姓来说没有战乱、安居乐业就是快乐，但张仪、苏秦这样的名士却将建功立业、名扬天下当作快乐;有的君主整天就喜欢饮酒作乐，有的君主却宵衣旰食而不知疲倦....老子认为是智慧、名利让那些人不安于现状，而劳神伤骨的。在现实的社会中，我们只能说老庄等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在看到他们这种美好理想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一方面学习老子放弃小聪明、小利益，遵循大道的理念;一方面也应看到其过于理想化的缺点:完全放弃巧智、利益的人根本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哲理引申】

卢多逊，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北宋大臣，出身书香门第，家中四代为官，本人是后周太祖郭威显德初年进士。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史，文辞敏捷，喜欢术数，十分有谋略。宋太祖喜欢读书，每次到史馆取书，卢多逊预先诚令史馆官吏告诉自己，知道宋太祖所拿的书，一定通宵阅读，到宋太祖问到书中事时，卢多逊回答流畅，同僚们都佩服他，宋太祖也十分看重他。

当时的宰相是赵普。赵普是陈桥兵变时的功臣，才智出众，功勋卓著。但赵普读书并不多，这和卢多逊形成鲜明对比。所以二人之间常有些龃晤，赵普不看好卢多逊，卢多逊也常常对赵普不逊。担任翰林学士后，每当宋太祖召对之时，卢多逊便趁机谈起赵普违法占地、与民争利等诸多不法行为。还有一天，赵普与卢多逊一起奏禀政事。这时，宋太祖赵匡胤刚想把年号改为“乾德”，就说这个年号自古以来未曾有过。赵普一旁附和，说这个年号起得好。数年后，宋灭后蜀，后蜀皇宫中的一些物品被送到宋太祖手中。宋太祖发现这些物品中印有“乾德”的字样。问众人，卢多逊道:“此伪蜀时号也。”赵匡胤大为惊讶，立即命史官查对，果如卢多逊所言。赵匡胤大怒，提笔就在赵普脸上抹了一下，说:“汝怎得如他。”赵普回家后，一个晚上都不敢把脸上的墨迹洗去。第二天早朝，赵匡胤见他脸上仍有墨迹，才笑着让他洗掉。赵普受此羞辱，对卢多逊的成见更深了。

开宝六年(973年)八月，赵普被弹劾罢职出镇河阳，卢多逊不久就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参知政事。赵光义继位后，又被任命为宰相，一时间权倾朝野。为了打击看不起自己的老宰相，卢多逊设法排挤赵普的妹夫太常博士候仁宝，使其离开京师最后阵亡于战场。而后又逼迫刚刚娶了宋太祖外甥女的赵普长子赵承宗离京赴任。卢多逊在幕后的种种小手段令赵普十分恼怒却没有办法。后来，赵普因“金匮之盟”遗训，为宋太宗立了大功，因功被晋为司徒、宰相，封梁国公。

赵普复相以后，卢多逊颇为不安。《宋史.太宗本纪》记载:普复相，多逊益不自安。普屡讽多逊令引退，多逊贪权固位，不能自决。赵普并不想将卢多逊赶尽杀绝，暗示他隐退，但卢多逊贪恋权位，并不死心。他甚至还想东山再起，于是勾结宋太宗的弟弟，秦王赵廷美。这恰恰犯了宋太宗的大忌。

太宗大怒，下诏一列举他不忠的罪过，贬授为兵部尚书。第二天，把卢多逊交给目史审问，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李防、学士启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杂事滕中正一同审讯。案情审结，召文武常参官在朝堂集议，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上奏议论说:“谨按兵部尚书卢多逊，身任宰相，心怀怨望，秘密派遗堂吏，勾结亲王，互通声气，咒诅君父，大逆不道，败坏纲纪，上负国家恩宠，下亏为臣之节，应当予以诛罚，以正法律。请把卢多逊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削夺一切官爵，依法诛斩。秦王廷美，也请同卢多逊一起做出处理，其他牵连犯罪的人，希望按法律惩治。”太宗下诏将其流放至崖州。

卢多逊聪明才智，学识渊博固然值得欣赏，但他不懂为官之道，却总喜欢特才傲物，耍小聪明，在存在隐患之时，又贪恋权位，不能做到及时身退，最终落得抄家流放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