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陶行知14：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前文感慨于陶、胡二位的“人生平行线”。事实上，于学业和社会活动之时间线，及横跨中美两国的空间轴，二位确曾“相交”。只是遗憾，于今未曾读到“相见欢”的篇章。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1915年8月的一个中午，胡适即将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于宿舍窗前看见两只蝴蝶飞，信手写下了这一首白话诗。
民国时期，互赠肖像照片并签名是个流行的时尚，有时背面还会写诗或题记
当时标题为《朋友》，后改为《蝴蝶》。这首小诗，后来极为出名。
这大概也正是胡适自述在人群之中的孤单感。
所谓孤单，即是处于人群中但未遇志趣相投者时的心情。
若是四大皆空，左右无人，心生的应该是寂寞。
孤独，则是“大隐隐于市”的智者才有的崇高心境了。
20世纪的中国，是政治的，也是剧变的。
俗话说的好，你可以不理政治，但政治与你我有关。
作为读者，我在猜想，二位的平行线人生，也许与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有关，也许与后来的政治站队和眼光所触有关，但不能否认的是，一定与二位性情相关。
据其《四十自述》，胡适年少时好动，结交甚广，生活之中间或表现出浪漫、甚至放浪、颓废的状态。
而据散落于各处的记载，胡适于文化界和政治界，时常处于座上客身份，通过一生证婚一百五十余场的记录，也可知胡适人前善言辞，长于做“好好先生”。
如今的胡适故居，与胡开文纪念馆联袂售票接受参观（手机拍摄）
胡适也反独裁，多次对蒋公说“不”，但“度”可能把握得好，即便与当局关系最差时，也最多若即若离，没有达到咬牙切齿、继而通缉上榜的份上。
胡适语录
胡适乐于助人，帮人写推荐信，介绍工作，促成姻缘，是拿手的本领。如，前些年被夸大了“与蒋对骂”故事的安徽大学首任校长刘文典，此职就是他介绍的。而沈从文和张兆和的旷世婚姻也是他促成的。据说，若不是有不能言说的原因，徐志摩与陆小曼“世纪婚礼大典”证婚人原非梁任公，而是适之担纲的。
这是在最近陶行知阅读中找到的唯一的一张与胡适的合影，当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同窗之时（手机翻拍）
而陶行知，不仅出身平民，且终身与下层为友相亲，又具基督徒信仰，虽然与上层和国际名流也多接触，但纵观一生，不能不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
他立志“做一大事”，长于“多谋小事”。
别人办教育，家校各安，他却屡屡以校为家，举家跟随，父离世后，母和小妹助他办学到离世，妻子因体质弱，患精神病入院。续妻吴树琴嫁过来后，也未能阻他“做一大事”，聚少离多，积劳成疾，也终再无子嗣。
陶传中其与家人关系印象：对父母感情至深，于妻与妹则倾向跟从，对四子严格胜于慈祥。
而陶行知著述，文白均佳，但奇怪的是，他对白话文虽然认同，却对有“首倡之功”的胡适文字则多有指摘，不仅有书信为证，还曾发表文章探讨，甚至批评。
说陶行知是理想主义者，还基于另外的一个印象，他的每一次关于教育变革的主张，往往宏大、超前和正确，但到头来却限于各种原因，每每举步维艰。
如果从教育救国或变革的结果来强求衡量，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并不仅是陶行知教育理想的悲剧，而更是时代、民族和文化的悲剧。
陶行知一心向教，全力办学，不顾政见派别，只求与教有补有助。如冯玉祥乃蒋介石心腹之患，陶行知却屡受助于冯将军。不能不说，晓庄三年余而禁，陶行知被通缉，关键因素在冯玉祥。
抗战时的办学，他不顾党派和政治的严格界限，时而站在政府对立面，又需政府批文和支持。
这样的矛盾和痛苦，非常人所能面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陶行知之作为伟大教育家，既立足于时代潮流，又远超越时代纷争的宏大视野。
当然，其个人命运也让人唏嘘不已。
李公朴、闻一多逝于刺杀，陶行知身前与友人对谈中，悲观中有自嘲的说：我可能就是那个“探花”了！
如今歙县城内的陶行知纪念馆（手机拍摄）
胡适，考取“庚款”赴美留学，相当于公派，本科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科，早陶行知四年赴美，又以演讲著称，留学生界有影响，胡适也挣了一些钱，以至于他们虽然后来同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但胡适入住的是新宿舍楼，而陶行知则住在旧宿舍。
与胡适新楼同住的中国留学生中，有著名的宋子文和张奚若。宋子文家世，众所周知。张奚若，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知识分子。1957年因“□□□□，□□□□；□□□□，□□□□（此处略十六字）”一句，举国皆知其右。
张奚若（1889-1973）画像 ，中国顶级的政治学者之一，只不过如今已经很少被提起了，一生命运坎坷
与陶行知同住旧楼的，有孙中山的长公子孙科和未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
陶行知就读硕士，是自费。他通过金陵大学毕业第一名的成绩，经过包文校长亲自写推荐信，获得伊利诺伊大学留学名额，专业受限于政治学、市政学。不过，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即《共和精义》。他相信，教育是通向民主与共和的必由之路，因此，他的未来个人志趣与此专业并不冲突。
1915年的陶行知，对赴美留学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在他的心目中，“美国这一个美丽的国家”，是“人间天堂”，“听说人民生活程度是很高的”，“人民的知识与是很高的，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读书”，“世界上最高最多的东西都在美国”，“听说要发财要到美国去，要读书也到美国去，要看奇闻观壮，到美国去。要吸自由空气，也到美国去。那里我一听见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自由国家，不觉神驰心往了。”
当时的中国政府，对留学工作相当重视，留学生的行程差不多都是政府出面安排的，清华大学校长甚至在留学生行前专门讲授礼仪和习惯。时任北京政府临时内阁总理唐绍仪还于1915年8月亲自出席留学出国前的欢送会。
唐绍仪是广东香山人，与孙中山同乡，同治十三年第三批留美幼童，出国时14岁，也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之前身哥伦比亚学院文科。
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次年《辛丑条约》立，列强按中国人口数每人赔偿白银一两，共计四亿五千万两的数额，要给全体中国人一个普遍的惩罚。这笔款项，原本从1902年算起，至1940年止，须分39年偿清，加上利息合计九亿八千二百万两。
美国获得此项赔款超过7%的份额。1906年，曾在中国经商和传教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的了解，面见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庚子赔款”让中国学生赴美国受教育，而时任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也写信赞同，并解释其意义是：“在知识与精神上圆满而巧妙地支配中国的领袖，控制中国的发展。”建议终采纳，于是清华大学等项目学校成立，也有了“庚款生”这一留学项目。十年之后，西方其他各国纷纷效仿，这虽然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侵略行为，客观上也为中国近代化和融入世界文明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国际化人才。
伊利诺伊，是阿伯拉罕·林肯总统的故乡。
林肯就任总统的第二年，签署了一项《土地赠与法案》，内容是联邦政府对各州无偿赠与土地，以建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正是在这个政策之下建立的34个州立大学之一。它有两个校区，一个在芝加哥，主要是医学院；另一个在芝加哥以南130英里外的两个小城，分别是尔班纳和香槟。
阿伯拉罕 林肯（1809-1865年），1861至1865年任美国总统，是美国历史上支持率最高的总统之一
而哥伦比亚大学，则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大学”，也是美国最老牌的私立名校之一，地处纽约曼哈顿以西，校名初为“纽约学院”，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定名为“王家学院”。
美国独立战争后改名哥伦比亚学院，1912年正式确定名称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是斯图亚特王朝领有的“皇家”殖民地，其所谓“纽约”，源自英国候任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封号“约克公爵”（今英国候任国王封号是“威尔士王子”），相当于王储之意。
哥大，以名校友多、名师辈出和经费投入惊人著称于世。我往届的学生也告诉我，留学生圈里，哥伦比亚大学堪称是留学费用最贵的大学之一，而且因其处于相当于世界中心的位置，生活费用昂贵，学校又有严格规定：为保证学业，学生不得自行寻找工作以维持生活。
王一心在本书中介绍，在陶行知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期间，这一所学校的年教育经费即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一年的教育年费。
而陶行知就读时的校长，则是该校历史上在任时间最久的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他甚至在任上曾于193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正是这位校长在任期间，学校诞生了6名诺贝尔奖得主。杰出校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萧条”时任美国总统，直至1945年逝于白宫任上。
促使家境贫寒的陶行知结束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且能够进入他的最高梦想学校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最终还是有赖于“庚款”。
宣统年间政府对自费留美学生给予“庚款”津贴有规定：“经费如有盈余，每年酌拨若干为奖赏自费学生之用，至多者每年约五百美元。”民国政府“一体遵循”。
陶行知初到美国留影（手机翻拍）
陶行知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创建于1888年，原为独立的师资培养学校。1898年并入哥大，成为一间研究生院，师资极为雄厚，堪称世界第一，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教育史家孟禄、比较教育学家麦克默里、教育哲学新锐克伯屈均于陶行知就读时在任。
孟禄（1869-194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1915年任院长，陶行知最尊敬的导师，也曾来华讲学
名扬世界的教育大量约翰·杜威，虽然于哲学系教授，但也一度在师范学院兼课。杜威不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面旗帜，也是美国20世纪上半期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更是西方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
陶行知为了争取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机会和津贴，在伊利诺伊大学加倍努力地学习，提前、甚至超额完成了规定课程。同时，他为了给中国官员和留学管理机构人员留下优秀的印象，就读期间曾撰写题为《中国运入美国物产大宗之研究》的调查报告，并获得《安徽公报》发表的机会，由此他获得“半费生”资格进入哥伦比亚大学。
在本人刻苦努力、家人鼎力支持、老师极力推荐和中美两国政府经费政策支持等多种因素作用之下，陶行知如愿以偿，攀上学习生涯的顶峰。
1915年9月，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
他在兴奋之余，向好友、两年后的同学，后来同样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写信，描述当时的情况：
“这里的学生大半是有经验的。有的做过中学校长的，有的做过督学的，有的做过小学教师的。女的虽是占多数，男的也不少。青年的虽有，大半都是中年。白发苍苍的也有不少。”
在异国他乡、远隔重洋的这间美国校园之中，胡适与陶行知自然是相识的，也多有往来，毕竟二人是同乡，又是年龄相去仅两个月的同年。王一心写道：
“胡家也做生意，历代以经营茶叶为生”，“父亲铁花公与位朝公一样也是长兄”，二人的父亲也都通文墨，一度都有考取功名的可能性。
距陶行知家乡不远处是如今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雄村，内设竹山书院，有人收徒讲堂，闻听多为励志言（手机拍摄）
胡适和陶行知，均在各自学院师从杜威。若按中国传统而言，因为杜威是哲学系的教授，胡适是正传弟子，而陶行知则相当于私淑弟子。
胡家和陶家的生活在当时都不富裕。胡适四岁丧父，当然是靠着父亲生前的积蓄完成了学业，所有的哥哥与他都是同父异母，因此母亲的地位在家庭中也谈不上多高。
绩溪上庄相去不远的地方，有这么一座棋盘村，据说是石守信后代所建（手机拍摄）
在美国就读期间，胡适是单身，为了生计，他四处演讲，以弥补学习和生活费用之不足。早在1915年，胡适就向《新青年》投稿，也可获得一些报酬。及至尚未毕业，就答应了蔡元培约请，未来受聘北京大学哲学系。
陶行知在美国就读时，已婚，就在他转至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一年，父亲去世，长子出世，仿佛生命轮回。尚未毕业之时，也接受了先期回国的校友郭秉文之邀请，答应回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科工作。
令人感叹的还有，胡适和陶行知，都没有如愿、如期获取哥伦比亚的博士文凭。
陶行知是工作原因，先期回国。当然还有论文资料没有查证完成的原因。及至南京工作，又因火灾，论文底稿毁于一旦，终身与博士学位告别。而胡适博士学位，直到十年之后的1927年，才最终被授予。
王一心在本书中，饶有兴致而令人感慨地铺陈了胡适与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可能的同学间感受：
“与陶行知的性格多少有关的另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是他与胡适的关系。这可以从1915年谈起。
这一年秋天，陶行知和胡适这两个一样读书聪明，一样踌躇满志，一样前途无量的青年不约而同地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他乡遇老乡，抡起乡音来，一天之下，懂我唯你，懂你惟我，那份亲切！问起年龄来又是同庚，饭桌上酒都要多喝一杯。胡适做了杜威的入室弟子，陶行知虽在门外，但也私淑乃师，一师二徒，同门之窗。彼此该有份情同手足的亲切。”
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虽然令人遗憾。
身为作家兼教育研究者的王一心，在本书《后记》极短的行文中，写了这么长的一段话，值得咀嚼：
“在 我们当今这个时代，许多人已经不再怀有远大的社会理想，不再怀有做一个贤者圣人的高尚追求。惟其如此，历史上的那些热烈的理想主义者，那些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人，那些对自己的人格与品行有相当自觉与要求的人，就愈发使我们产生怀念之情；使我们想起他们来，就不禁要肃然起敬。”
陶行知的教育理想国中，有许多教育真谛和本来的认知，又如本书《序》中所述：
“陶行知一辈子都在努力把孩子从书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最反对学生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更不屑书呆子。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是要学生像青虫钻入菜叶一样，尽可能地没入到书本里去，头埋得越深越好。在国家、社会、家庭各方面的诱导与压力下，标准的书呆子在流水线上被成批地生产出来。”
关于子女教育，王一心不仅在传记中举出许多事例证明陶行知教子成功，四个儿子个个是“教学做合一”的楷模，而且提出了这样的思考：
“当今我们在子女教育方面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现象，当年陶行知却看得非常严肃。当他留学归来做了大学教授之后，看到随着秘书收入的丰厚，家庭条件变得优越，他的儿子们都变成了少爷，吃饭有人添饭，穿衣有的洗熨，睡觉有人铺被，什么事都不用做。在老妈子和佣人的服侍下，小孩子的手和脚都变懒了，触动很大。他认为中国人的大病都与手脚有关，其中一种就是读书人的软手软脚病，导致呆头呆脑。他的逻辑是，‘小时候不能动手动脚，大的时候当然一切事要别人做；小的时候做惯少爷，大的时候当然做老爷。’甚而‘今日卖国贼，哪一个不是当年的双料少爷！’
可以想象今天对陶行知的这个观点不以为然或不以为意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因为溺爱子女惟恐不及，一有条件就要让子女做少爷小姐的父母比比皆是，而且认为理所当然；又有多少从事教育及其管理的人，头脑中闪过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念头呢？”
不由得又想起胡适那首写于103年前的小诗。
胡适与陶行知，“为一大事来”，好似“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于1946年那个山雨欲来的夏天“忽飞还”，因“做一大事去”了，“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在两年之后的1948年，孤身赴美，“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1962年折翼于台北。
在《序》中，身为陶行知留学归来第一份工作处所“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科”的直系传承单位今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王一心研究员，煞费笔墨地想象道：
“在抗战中及抗战胜利后，中共重要官员不止一人当众表示要请陶行知做教育部部长的意愿，这令人不禁产生设想，假如陶行知不那么早逝，1949年后或许真做了共和国的教育部部长，那么他的思想，肯定会更多地影响甚而主导当代中国教育，那么我们的教育，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想象终归是想象，现实是陶行知早逝。50年代初之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三“落”于地。直到改革开放后举国遵从。
晚年蒋介石与胡适合影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去世。一生勤勉日记的蒋介石，当日写下了这么一句：“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几日后，蒋公又记：“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和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徽州大山里飞出来的两只蝴蝶，再也没有飞回故乡，一只落安于南京晓庄师范对面的劳山之中，另一只折翼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对面的小山之上，各自安静而永远地陪伴着他们的先人，等待着他们的后辈，也在默默地注视着中华文化和教育的后来者。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注]《最后的圣人：陶行知》，王一心，团结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