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的春秋大义与人心的道德自律
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文武二圣人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为文圣，关羽为武圣，一文一武，交相辉映，文成武德，庇佑中华。
关公是宋元明清以来社会各界共同礼拜，万民争相效仿的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在宋元明清的中国社会中，祭祀、崇信、膜拜关公的活动，几乎进入了所有的社会活动及精神思想领域。举凡宗教仪式、官府祭奠、社会教育、商业交往、集会结社、文学创作、戏曲演唱、人际交往、风俗民情等等领域，都有对关公及关公忠义节勇信精神的仿效和传承。正如明神宗钦定的醮典献词所云：“恭维关圣帝君，生前忠义，振万古之纲常；身后威灵，保历朝之泰运”。崇祀关公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最辉煌也最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
关公作为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被不断提升，关公崇拜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现象被广泛普及，对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规范与提升，曾经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公在儒家体系中不仅是因为他是一名忠肝义胆、英勇善战的武将，更主要是关公对于儒家经典《左氏春秋》的偏好和具体实践。史书《三国志》多有记载：《三国志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吕蒙传》云：“斯人（关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
《左传春秋》是儒家五经之首，有着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强调文明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操。《左传》通过对人物事件的细致描述，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氏以记载完整的事实注解春秋褒贬善恶的大义。
关圣帝君
南宋大儒朱熹以春秋大义为基础，在所著《通鉴纲目》中尊蜀汉为正统，后经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的宣扬，使得“寇魏帝蜀”的观念得以流行，关公熟读春秋，践行春秋大义精神的形象也愈发受到尊崇。
湖北省汉口山陕会馆《汉关夫子春秋楼碑记》云：“考《春秋》，系鲁史东周以还，王纲欲坠，我孔子惧万世君臣之大义不明，不得已而以宗鲁者尊周，托《春秋》以见志。……关夫子欲以存蜀者存汉，志《春秋》之志，此《春秋》之所以有其人也。”
河南省北舞渡山陕会馆《创建戏楼碑记》云：“山左有孔子，道德高于万山，世人重其文也。然有文以之为纬，必有武以之为经。唯我关夫子生于山右，仕于汉朝，功略盖天地，神武冠三军。尤可称秉烛达旦，大节垂于史册，洵足媲美孔子，躬当武夫子之称。”
清魏介裔《柏乡庙记》：“自有帝君（指关羽）以身任《春秋》之统，君臣之义，灿然复明。”
清年遐令《重修当阳汉寿亭侯关夫子庙碑记》：“自孟子而下读《春秋》者不乏人，而能于《春秋》大义见诸行事之实者，唯（关）侯一人而已。”
关公读春秋
清张鹏翮在《关帝像赞》中称关公“《春秋》之旨，独得其宗”。张鹏翮还在《关夫子志序》称：“侯虽未登洙泗之堂，而刚直之气，忠义之概，暗与道合。”即指与孔子《春秋》之道相合。
张鹏翮是康熙雍正年间有名的清官廉吏。康熙帝以他为名臣的楷模。生前，康熙对他的评语是“天下廉吏无出其右”；死后，雍正帝赞誉他是“卓然一代完人”，并加少保，谥“文端”。
张鹏翮一生公正节俭，“终身一茧衾，食无兼味。御书楼数间，荒田数亩而已。” 1725年２月19日逝世时，家中无多余财物，其子懋诚“四顾茫然，无法举丧”。雍正赐白银千两，才得奉丧回遂宁安葬。雍正悲悼减膳，两次御制祭文悼念，赞他“秉性贞介，特身廉洁”，“志行修洁，风度端凝……流芳竹帛，卓然一代完人”。
1713年至1722年，张鹏翮任吏部尚书近10年。在清代，吏部居六部之首。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均归吏部负责。为了对付有人来说情、请托，张鹏翮在府邸的厅堂上，树了一尊关圣帝君塑像，周仓持刀威严旁立。神座的侧面，摆一书案。每逢亲朋好友有私事请托时，他便指着塑像说：“关帝君在上，岂敢营私徇隐”。有些交谊甚笃的人，硬要求得一好的差使，张鹏翮微微一笑，诙谐地说：“周将军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很锋利，你不惧怕吗”于是打消登门请托者的邪念妄想。
张鹏翮以敬畏、崇祀关帝作为“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砥砺道德节操的手段，也由此希望关公精神能够推行广远，传承万世。张鹏翮随内阁大臣索额图等经蒙古去俄罗斯议和时，沿途见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有关帝庙，其记说：“故使远人，知其忠义也”。张鹏翮在《关帝志》卷三中说：“天下后世之人，因得以景仰神灵，感奋激发，学其存心，考其行事，而慨然想见其为人，读斯志也可以兴矣！”表明“关公神灵感应”之神奇功能，及对于道德良知塑造的神奇力量，因为这神灵来自于自心。
《大学》曾言“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独也。”意思是，那些没有信仰、又没有道德修养的人，在闲居独处的时候，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他们见到善良的人品好的人，会心生嫉恨造谣泼污，但在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似乎做过好事的模样，想方设法显示自己的美德。其实，这样自欺欺人有什么意思呢？每个人都不是傻子，每个人都有心灵的触角，真诚人看伪君子，就像能看到他的五脏六腑一样清楚，这就是所谓内心的真实意念会显露于外表。所以君子慎独，独自一人的时候也在坦诚谨慎地做人做事。
张鹏翮“以景仰神灵，感奋激发，学其存心，考其行事，而慨然想见其为人”，先把关公春秋大义的神性摆正，确定春秋大义精神的绝对权威，这样做事时才不会让外物扰乱自己的内心。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心正了，在面对许多外物的诱惑时，能保持内心镇定，不为外物所动，达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超然境界，从容自如地面对各种挑战。
春秋大义
关公精神中春秋大义思想的最基本价值就是唤起人们对规则的尊重，是非善恶褒贬都各归其位，人心要受到道德良知的约束和奖罚。关公精神不只是隐藏于内心的信念，而必定要表现为外部的道德实践行为。从关公信仰中引申出的道德原则，将会成为忠孝节义诚信等行为操守的根据和良心的约束。
虽然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约束是他律，是依靠外部力量强制约束自己行为的“外因”表现；道德自律是依靠自我约束自己行为的“内因”表现；从中华传统哲学智慧来看，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基础，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法律能够起多大的作用，要看全民道德素质的程度有多高。从整体上讲社会秩序的运行良好主要靠全体公民的道德“自律”来实现的，没有道德的共同遵守，法律只会处处碰壁、得不到实质的落实。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是如何得以建构和维持起来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法固然需要人人遵守，但是几千年来传下来的家规家训、民风民俗也要懂得尊重。即使到现在，一些民风淳朴的农村依然固守着传统的习俗，村规民约、礼俗秩序、家族宗祠、行业规范、道义规矩，每个个体都在自觉地服膺于这种约定俗成的礼教约束，关公文化、关公精神不仅仅是中国人认可的价值观，也是社会教化民风向善的重要手段，更是法治社会能够真正贯彻执行的不二途径。恰如于右任先生为关公庙题写的一副楹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言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之反正，莫近于《春秋》……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春秋大义，不仅是古代传统社会的行事纲领，更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行动指南。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