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一生苦难，却道尽人世欢喜
最开始想要了解汪曾祺，是因为沈从文对他的那句评价“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看到的时候，我很好奇，大千世界文人众多，比汪老先生有名的不在少数，何以独独称他是“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想着想着，就决定拿两本书回来看看。
汪老先生是很受尊敬的文人，世人对他评价皆很高，所以他的著作也一直被大翻大卖，鱼龙混杂，我始终摸不准到底选哪个版本值得来看，直到发现了这本《汪曾祺自选集》，汪老先生在自序中解释说，之所以要出这样一部集子，一是因为当时市面上他的书大多已经缺售，需要一个新的选集满足读者的需求；二是因为这样的搭配组合，可以把他不同体裁的作品融合在一起，方便读者对他进行全面的了解，不用再去四处搜罗。瞬间觉得，正合我意。
《汪曾祺自选集》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据说是“老头儿生前最看重的集子”，包含了汪老先生少量的诗，不多的散文，以及大量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很“汪曾祺”。很汪曾祺的闲情逸致，很汪曾祺的随遇而安，他从不把感情表现得很满，相反，却总是很节制，带有一点音乐性，一点风轻云淡，一点欢喜，一点伤感。和他的人，他的人生，都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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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也值得享受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这是汪老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让人直觉得讶异，如此欣赏苦难的态度，想必也是汪老先生的作品之所以“纯粹”的原因。
汪老先生一生经历诸多坎坷，曾被打为右派，流落下放，又经历了大革命的批斗，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还隐隐记着当时发生过的事。
一天他照常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他的大字报，说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出现了“右派”的字样，他说，我顿时“傻了”，运动就是这样，突然袭击。像是一场暗算。但在回味之中，他也不忘调侃，说他血压高了，有数据可以证明，还说卫生局为了人民健康，应该制止这种突然性的政治运动。
在这场“暗算”中，他被下放到沙岭子，生活了四年，但这四年过得却不像是下放，反而像是“归隐田园”，听起来颇为享受。他起猪圈，刨冻粪，扛170斤重的粮食，下庄园干着农活，却也读书、写字、画画，享受他的人生。他说他画马铃薯，当然还画萝卜、葱、蘑菇，画各种蔬菜，但主要是马铃薯，画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画了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他画马铃薯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在一间屋子，画完一块，就把那块放在炉子上烤烤，然后吃掉。
在看《汪曾祺自选集》的时候，我就特别留意到了《果园杂记》和《葡萄月令》这两篇散文，他在文里写道“我是个喷波尔多液的能手，我觉得这活有诗意。”他不止一次夸赞喷洒波尔多液的过程，称那蓝色的液体很美，我当时不了解他，从未敢想，这是他在下放时期的经历所写成的文字。那种对于生活的热爱与关注，不分地点，不分情境。
然而，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被当作右派批斗，和历经文化大革命时遭受的种种屈辱与痛苦，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疤的，人的心，是脆的。他在说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的文人，自然，也在说他自己。他受了伤，倒却也像是对此从未认真过，他将批定义为是一出荒诞剧，所有上场的人都是角色，而他的角色，只是专心过好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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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章是件纯粹的事
汪老先生喜欢静坐，静坐让人得以沉淀，让人思路清晰而饱满。他时常在每天清晨时，静坐一个小时，想想现在，想想过去的人和事，然后把它们串联起来，就成了故事。他的故事大多是这样写的，在静坐的回忆中激发出来的灵感，那灵感不仅自然，而且也纯粹得很。
汪老先生的作品一直有一种和谐之美，他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所以在读他的作品时，往往不能过深地挖掘，挖得深了，就跑偏了，就不是汪老先生的本意了。
但也不是说他的作品是可以随随便便来读的，读他的作品，需要对“写文章”这件事，多多少少有一点了解才行，若全然不懂，只当做热闹，想必能读出个悲喜，却读不出他文字里的精巧，感受不到他文字里的纯粹。
拿《大淖记事》来说，这算是汪老先生作品里顶有名的一篇，他自身对于这篇也赞赏有加。喜欢的人叹它构思精巧，不喜欢的人则称它“头重脚轻”，忘了人物，而在景物环境上耽误了功夫。
翻开《大淖记事》就能明白这种争论的由来。一般的小说，人物都是重点，开门见山，总要在前几回就交待清楚主人公，但这一篇却反其道而行之，主人公硬生生拖到了小说的中间才出现，前面大量的笔墨所写的，都是大淖的环境和风土人情。让人读起来，往往不能“单刀直入”，直觉得没那么痛快。
但《大淖记事》仍然被奉为经典，为什么？其实与它这出人意料的构思方式脱不了干系。汪老先生觉得，这样写文无可厚非，在他看来，短篇小说的结构可以是多样的，如果都是一个模子，那也就不能称其为结构了。而如今，我们往往为了结构而结构，少了几分这种洒脱的韵味。
此外，在《大淖记事》中，汪老先生自称有一“神来之笔”，就是当他写到巧云给十一喂药的时候，忽然写到“不知道为了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他也不知为什么要那样写，只是觉得情感使然，觉得应该这样写。
“写作始终要贴着人物，用自己全部的情感去贴着人物，一旦贴不住了，人物就会“飘了”，就不具体了。”
所以在汪老先生的作品里，他一直贴着人物在走，那每一个人都是他所创作的，却不是他，相反，他是他们。比如在《异秉》里，张汉说王二“大小解分清”是成功人士的异秉，陈相公和陶先生因此在厕所里相遇；在《受戒》里小英子一句“给你当媳妇”，惊起了一只小水鸟；落魄里，烟鬼的女儿从扬州人的媳妇变成了南京人的媳妇；《鸡鸭名家》里，陆长庚赶鸭子的钱赌输个光光，最后又惊叹一句“没光，还剩一块”……
他的每一个人物走向都顺理成章，有着天然的悲喜，抑或嘲讽，抑或悲悯，抑或欢愉，这世间的情感，就在这几行字里，被一一道尽。而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一直把自己当做是他们，贴着他们，所以才会有如此纯粹的作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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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沈从文那句“纯粹的文人”并不是胡诌的，更不是因为汪老先生是他的学生，为提自己的名声而大加吹捧，汪老先生确实是难得的写文章的人，不为成名，亦不为刻意表达什么，只是单纯的笔墨使然。
而他当作家也是，就如同他自己所说，“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呢，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选择的。”他没有选择，却似乎做得更好。现在的文人想必不同了，刻意的成分太多，刻意追求的太多，刻意得多了，字里行间难免少了几分自在与自然，也就不那么纯粹了。所以想来，沈从文称他是“最后一个”也不无道理。
而今，当写作这件事变得日甚浮华，读一读汪曾祺，受一个感染和熏陶，回归文字的田园，想必是很有必要的罢。
简宝玉读书挑战打卡——《汪曾祺自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