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秀山下（四）

如果你到过羊城，一定会知道有座越秀山。如果你到过越秀山，一定能见到过山上的五羊雕像。如果你顺着五羊指引的方向向山下眺望，你一定能看到滔滔不绝的珠江水。如果你顺着珠江水漂洋过海到天涯海角，你一定能看到一个美丽富饶的海南岛。我要讲的正是四十二年前海南学子在越秀山下的故事。          题记

10、第一次走进中山纪念堂

第一次走进中山纪念堂是润惠兄给我的一个惊喜。大概是八〇年第二学期的某个周未。那天秋风微凉。校道上飘着一些零星的花瓣。广州的同学不少人都回家过周末了。其他同学有的在操场上踢足球。留在教室里的人不是很多。我还在教室里专心的求解着《高等数学习题集》。这时润惠兄手持两张演出票走到了我的面前，私下问我：“道津兄，我有两张中山纪念堂观看芭蕾舞的票，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看看”。

听他这么一说，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楞了一下。紧接着问他：“真的假的”。他拿着那两张票在我的面前晃了晃说：“当然是真的啦”。我立即高兴的跳了起来。如此好事有点像金盆子突然的砸到了我的头上。我不加思索的对他说“马上就去”。

事实上我早就想去看看中山纪念堂了。只是上帝一直没有给我开恩，因为那个时候中山纪念堂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没有门路你是进不去的。去越秀公园时有几次路过那里，我都总是垂涎欲滴。

中山纪念堂位于越秀山下，靠近东风中路那个地方。据说那里原本就是临时大总统中山先生的总统府。陈炯明发动兵变时将它轰平了。中山先生就是从那里逃往中山舰而得救的。而那个救他的舰长正好是文昌籍的陈策将军，陈策将军和与张云逸大将都是孙中山先生麾下的文昌籍元老。

与孙中山先生一起出生入死的还有年轻的宋庆龄夫人。宋夫人也是文昌籍的新娘。所以说参观“中山纪念堂”也是我做为文昌人的一个梦。

我这么說不是为了与伟人沾亲带故，而是想告诉世人，一百年前中山先生就有了一个中国梦。而铸梦的过程中曾经也流过我们海南人和文昌人的鲜血。

就这样我十分荣幸的随着润惠兄走进了中山纪念堂。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高大上的地方观看演出。而且还是中国顶级舞团的演出。我不禁的欢呼道：我真的太幸运了。幸运到可能招来不少人的“妒忌恨”。

走进中山纪念堂，我被里面的宏伟壮观吓到了。偌大的空间竟然没有一根柱子。这与我在文昌电影院里看到的“伯悦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座八角形的钢混结构，跨度达到了七十多米，穹顶至少也有几十米高吧？但是它的中间一根柱子都没有，实在太神奇了。它与盐湖城（美国）那个著名的议会大厦同时建于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听说那个议会大厦是美国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誉满全球。八年前我有幸参观过那个大厦。内面的装璜确实独具匠心，各种雕刻美仑美奐，各种壁画更是金碧辉煌，看后令人赞叹不已。但是如果把它与中山纪念堂放在同一个维度上进行比较，我觉得中山纪念堂的造型和结构肯定能把它甩出几条大街。它的建筑艺术代表了东方人的智慧和结晶。

演出开始了，舞台上出现了四只可爱的小天鹅，小天鹅在湖畔翩翩起舞，优美的乐曲，悠扬的旋律在整个大厅里慢慢的流淌着。台下的观众雅雀无声。我也在那里屏着呼吸。台上的灯光美仑美奐，台上的演员阿娜多姿，实在是太美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观看真人表演。它把我带到了美丽的文教河畔。那里是我生我长的地方，那里同样有美丽的自然风光。

这是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它是世界级的艺术瑰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锁进了深宫里。如今再次搬上舞台说明文艺的春天巳经到来了。

在此之前我们看过的最美的芭蕾舞剧是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它的舞美设计和音乐编排同样的令人荡气回肠。尤其是那个“北风吹”和“万泉河水清又清”至今仍然让我百听不厌。但是观看《天鹅舞》巜胡桃夹子》等描写人性的西方舞美却是另外的一番风味。

从此文艺的舞台不再单一，《天鹅湖》的首次展演，体现的是文艺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欣欣向荣。那一夜令我永生难忘。和它一起难忘的是我认识了一位“知我者”的润惠兄。

11、我认识的林院长

润惠兄是我的学兄，在与我成为同学之前巳经是本校的青年教师了。他也是我们的学习委员，能在学习委员这个位置上混，没有两把刷子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润惠兄还是我们学校的体育健将。别看他个子不高，但是他在田劲方面的成绩总是技压群芳。他是全校百米冲刺的获奖者，400米接力赛的压轴主力，他是蓝球场上的边锋，还是畅游珠江的爱好者。总之无论那一项我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尽管他有那么多的傲人成绩，有那么多的与众不同。但他始终还是那么低调的做人。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来自城市还是乡村，无论你是宦官子弟还是普通庶民他对你都是彬彬有礼的。

我第一见到润惠兄是在洲头咀的码头上。那天他带领校车到码头上去迎接从海南坐船到校的新生。在车上，我不知道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只觉得他比较平易近人。谈吐举止落落大方，更像一位兄长。是他带着我到北校区去报名，也是他带我到南校区的宿舍安顿下来的。

四年的大学生活，润惠兄曾带给我许多其他同学得不到的惊喜。除了那次在中山纪念堂观看《天鹅湖》外，他还带着我参观了“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带着我到广州体育馆观看全国的乒乓球联赛。那些都是千人祈盼、万人注目的不可多得的良机。

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南岛，在一个县城的小厂里从技术员到厂长。又从厂长到下岗中年。人生在柴米油盐中起起伏伏。从此我们天各一方。由于那时候的通信落后。在离别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与润惠兄（班组织）几乎失去了联系。几次的同学聚会都没有我的身影。结果是彼此都在想念对方。直至09年的一次偶然机会我拨通了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公室电话，才知道润惠兄已经是“我们院长”了（接电话老师的原话）。

不久之后，在那年的校庆上，我携家人回到了母校，像回到家一样的得到了林院长的全程接待和陪伴。他带着我们参观了南海新校区，带着我们畅游了久违的珠江夜景。还带着我们吃上了南园的中式早茶。他还通知了所有广州周边的同学到东莞润枝兄那里举办了一次盛宴。

那天下午润枝兄专程从东莞开车到广州来接我们全家。从东莞到广州，一个往返少也得上百公里的路程，当润枝兄出现在学校招待所时我真的是百感交集。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润枝兄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那个五千米跑拿到奖牌、充满活力的润枝。到东莞后我参观了润枝兄的工厂。大略的了解了他创业过程的艰辛。他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到一个的成功人士。付出的是常人数倍甚至是数十倍的努力。他的创业故事感动了我和我的家人。同样感动我的是他的那辆老款的奥迪车。与他同级别的许多商人早就不知道换了多少辆奔驰和路虎了，甚至有人都准备换“地铁”了。可我们的润枝兄还在开与我同档次的车。这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差别。有文化的人始终知道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毕竟都是受中山先生影响过的人。他们思考的是如何让大家一起富起来，因为只有共同富裕才是可持续的。而没有文化的人一旦富起来就只能让人呵呵了！那位对留学美国的儿子说“地铁咱也买一辆”的土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这种共同富裕的想法可能有点“乌托邦”，但却是一个现实。要不然经济发达的美国，这次游行的规模为什么会这么大？

到了晚上，向明和郭纬从江门赶来了，维新夫妇从中山赶来了，润恵、志鸿、新泉、志中、阿如、志远和杏梅从广州赶来了，还有陈勇从他的工厂赶来了。那一刻我激动得涕零泪流。脑中闪现出了三个想不到：想不到相隔二十多年后同学们仍然那么的有情。想不到润惠兄能够在百忙中陪我逛了两天，想不到见面那一刻人人都还能记住我的名字。

同学们往返那么远的路程为的只是见上昔曰同学的一面。此事也让我的家人万分感激。刷新了她们的三观。让她们明白了什么叫做“明月千里寄相思”，什么叫做“同学友谊天长地久”！

从那以后，只要有同学聚会，不管路途有多远，我都会想尽办法前往参加。人生苦短，来日已矣。

那次见到润惠兄时，他似乎消瘦了很多，人也变老了很多。因为他一直操劳着南海新校的建设。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从一处无毛之地建起了一座占地几百公顷的新校。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速度”。

新校区里有球场、有图书馆、有实验室、有教学楼、有学生宿舍楼等几十幢风格廻异的建筑。各种设施一应俱全。校里还有一个大大的平湖，湖里可以看到学生们的龙舟竞渡。

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这样的工程从筹资到建成不知道得伤多少的细胞。所以二〇〇九年那一年的十一月我回到母校遇见他时，那个学生时代红光满面、风流倜傥的润惠兄头上稳稳约约的长了许多白发，同白发一起成长的还有他头上的许多光环。

学生们喊他林院长（正处），老师们叫他林教授（正高），唯我仍称他为“润惠兄”。因为我认为这样的称呼更加亲切一些，就像鲁迅先生称呼“广平兄”一样。这是我对他的尊称，也是一种友谊的象征。

那次参观南海校区我们还经历了一个小小的扦曲。

那天中午，饭饱酒足之后，我们依依不舍的的踏上归途。在回去机场的路上。正好遇上了道路的临时维修。一辆长长的大卡车错误的窜入了小车的通道，卡在了半路上。那个司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直赖在那里不肯挪开。那天正下着滂沱的大雨。跟在卡车后面的小车喇叭按的不停，但那辆大车仍然不动于衷，还停在那里等待交警来救援。我们坐在车上的人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生怕误了飞机起飞的时间。正在此时，润惠兄二话不说的打起了雨伞，跑在雨中当起了交通疏导员，他耐心的劝说那位卡车司机将车挪到旁边的空地上去，他成功了。很多人为他竖起了大拇指。看到他在雨中的背影，我再次看到了他的高大，他的放低身段，他的平民意识。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广东轻院的林院长。一个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不过我仍然习惯的称他为“润惠兄”。

12、教授厉害还是博士厉害

大四即将毕业的那一年，完成毕业设计和答辦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放飞心情了。在那段等待毕业分配的日子里，我们常常聚在一起斗地主，打升级，其中维新兄，陈勇，阿甄和我都是积极分子之一。有时通宵达旦地玩。

在玩的时候，维新兄问了我一个问题：“是博士厉害还是教授厉害。”我不加思索的就说“当然是博士厉害啦”。这时维新兄又接着向我“你说博士厉害为什么是博士是由教授带出来的？”这一问真的把我问住了。于是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打转。

若说博士厉害为什么博士还要教授来带？若说教授厉害为什么那么多教授没有博士学位？难道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就像一首歌中唱的一样，“天上有个月亮，水中有个月亮，我不明白那个更圆？那个更亮？”若干年后我终于弄明白了。两个不同质的东西不能拿来进行简单的比较。

其实那样的争论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因为那时候的大学还没有授以博士的点。仅有的那些博士几乎都是留过洋的大牛们。他们为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说他们厉害那是不言而喻的。而教授们也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桃李满天下的大牛。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也是一等一的厉害。

通过这样一次次的辯论，我们的同学之间的友谊也在永不服输的激辩中与日俱增。毕业后我和维新兄保持了较长时间的书信往来。那年我在江门探亲，他还专程的去江门接我们到中山去与波和甄共进午餐。

现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知识在不断的老化，新知识的叠代速度正在加快，正如我们同学之间的友谊也在发生不断变化一榉，由无序走向有序，由纯真走向成熟。虽然远隔千里，心的距离似乎更近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