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忧美意蕴（一）
【谨注】作者：许辉，此文为作者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版权归作者所有，仅供交流学习之用。
摘要：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以平实的笔调叙写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停顿都流淌着如画风景，而和谐美丽的自然背景后却总潜藏着一种莫名的、令人感动又让人难以释怀的忧伤，一种时代的感伤。其对自然、人性的极力讴歌背后所蕴涵的这种“美丽的忧伤”，亦即小说的悲剧艺术美。沈从文小说的悲剧性主要体现为人性的悲剧和文明的悲剧，悲悯与人性美的结合，其湘西系列作品在浪漫的传奇与象征的抒情背景色彩下，生命由原始的状态向蒙昧的、自为的生命状态转化，作者既表现原始生命力的美、也赞美了底层人民淳朴、善良、自然健康的人性，在其背后涌动着一股人性的悲悯与咏叹。代表作《边城》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作品，其作品人物命运悲剧呈现出必然与偶然性的结合，也呈现出循环性的特点。本文即是从沈从文湘西小说本身的角度，从作者的文化品格、生活环境和人生历程出发，联系哲学、文艺美学、比较文学和文学史的方法对其忧伤而美丽的悲剧意蕴作一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湘西小说 沈从文 美丽 忧伤 悲剧艺术 哲学与文明
一、概述：从文与他的湘西小说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特人物：出生于蛮荒却最终落足京华；只有小学文化却一生创作丰赡，其作品结集的有80多部；才华横溢却在创作盛年封笔，并且在他有生之年就已被整整尘封了四十年；在莫言之前，他还是唯一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他用他那神来之笔，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神奇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谙熟与热爱着湘西充满灵气的自然风光，无怪乎他笔下的一山、一水、一人、一村庄，甚而至于一条渡船都那样充满灵气，他就那样以平实的笔调、现代浪漫主义的风格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丽、自然、和谐的湘西世界。也因为湘西的苦难与生活的艰难，因为看多了低层人民的忧伤，感受着那个时代无法避开的痛与伤，所以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又充盈着美丽的忧伤与忧伤的美丽。他在历史的天空中，发现了社会文化和人性的美，这种美丽象块质地极软的琥珀，醉人、透明，似乎吹弹即破，让人不自觉的心痛、忧伤、感怀。
90年代以前，大陆对沈从文的作品并不太看重，对沈从文的研究也若隐若现。然而只要读他的小说，读者就会有一种脱俗之感，总觉得他的小说离生活很近，又感到离生活很远，很平常的人物却以诗意的笔调写来，爱是真爱，伤是极痛，就象为心灵打开了一扇窗户，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心灵的桃源世界”。他并不曾逃离现实，他只是悄悄地站在红尘寂静的一角，把苦难的泪默默地吞到肚子里。沈从文是艺术的，他像一个超然于现代文明之上的善意的审视者，带着一种生命意思，去体验人生。那悠远的山谷足音，潺潺的水乡之梦，隐藏着他博大的生命哲学。他以形象的、美丽的韵致，昭示了尘世的炎凉之态。
沈从文研究专家、中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凌宇教授说：“沈从文作品浸透伤感的倾诉背后，正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在沈从文的创作中，他不以充满血腥的政治、军事冲突，再现湘西土著民族的悲剧命运，而是通过普通山民平凡人生情态及其人生哀乐，突显湘西土著民族与外部世界迥然不同，却不失人之本性、长达千年的文化承传。其文字表层，实近于一种平静而又浸透伤感的倾诉。著名作家李锐也说过：“沈先生以一人之勇挑战历史。隔了几十年，我们终于理解了沈从文先生。有人总是简化沈从文，老把他装在旧文人的画框里说，‘那是田园诗’，‘那是陶渊明’。那是没有读懂，那是对沈从文的误读。沈从文是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这是我读沈从文读出来的东西，在沈从文所有的平静、悠远、和谐背后，有一种大悲悯和大悲哀。一种天长地久的对于生命的悲情。尤其在一些西方汉学家那儿，在海峡两岸的文学界，许多人只把沈从文当做是田园牧歌式的诗人。这个解读，只是最表面的，文学作品可以从各种角度来读，沈从文先生的作品里当然充满了诗情，那是没话说的，但是那不是沈从文最深刻的东西。如果沈从文只是这样的话，他没有意义。”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悲剧通常要出现生命的毁灭，悲剧的主人公必须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悲剧的美学效果是引起人的怜悯与恐惧之情，最后使人的心灵得到陶冶和净化。沈从文湘西小说所营造的世界是那么的令人心醉，却又让人抑制不住的心碎。其所表现的悲剧美学艺术可谓浑然天成、登峰造极。1936年上海良友公司为沈从文刊印习作选集，沈从文在为其所作的《代序》中说：“我只希望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最成熟的悲剧艺术就出现在古希腊，而沈从文笔下那出其美丽而又令人忧伤的“人性”悲剧，在他的湘西小说中更是比比皆是。
二、透过纸背看从文——忧美意蕴的底蕴
要谈到沈从文的湘西小说，谈到他湘西小说的忧与美，当然不能不提及他的创作主体与写作背景。从中我们可以探寻出从文湘西小说忧美意蕴的内在性。
14岁那年，沈从文厕身行伍。于是，芷江初恋、常德打流、结交山大王……六年间，他辗转黔、川、湘及沅水流域，有机会阅读人生这本大书。正是这些经历，让湘西那绮丽多姿的风景、清幽迷人的苗寨、强悍的苗民、淳朴的民风、吊脚楼、赛龙舟……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里。也使他格外了解、热爱湘西这片土地，成为他心中的湘西情结，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1922年，沈从文走出熟悉的大山，来到陌生的都市。在失业、贫困、白眼中，始终“是个乡下人，习惯性情都属于内地乡村型”的沈从文与都市格格不入，深深体会到了都市的污浊与无情。他“为现实生活所逼，不得不煮字疗饥”，“把自己生命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湘西就很自然地走进了他的文学。一方面，他热爱湘西，另一方面，他又为湘西的落后衰退，别人的偏见、曲解而痛。这种矛盾和痛苦难以化解，于是，来自心底的淡淡的孤独悲哀就如薄雾般始终笼罩着他的湘西小说。
沈从文的文化品格具有一种独特的悲剧情结。首先是与他的民族血缘和宗教感相联系。作为楚地苗人的一份子，楚地文化对沈从文的生命体验有着深入骨髓的影响，正像他所说：“我觉着楚人血液给了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感”。之所以将民族血缘和宗教感当作沈从文文化品格中一个重要的品德加以探讨，是因为我们在研究沈从文的过程中不能忽略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沈从文始终保持着自己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苗族）对现存社会道德观念的强烈排斥。这种文化意识形态上的独立品格和自己母族所具有的自由、浪漫、勇猛、反抗、纯朴等传统美德是相一致的。当然，沈从文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清教徒，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出现苗族祭祀时的宗教仪式以及带有原始意象的山鬼山灵形象，使读者的内在情绪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幻想性形象，发散出如水般自然和谐、静谧灵动的气息。这与作者对“水”、“云”的独特钟爱所分不开的。因此，他的宗教感更是一种宇宙崇拜意识的体现。
从沈从文的人生历程来看，可以说是孤独、忧伤的一生，从湘西走向都市，历经战乱、九死一生，文学地位也几经沉浮。作为都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夹缝中的边缘人，既体验着由古代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过程中的历史阵痛，又感受着都市文明的沉沦与绝望。沈从文和其他30年代现代派作家一样染有“都市怀乡病”，“乡下人”的情结，使他成为湘西生活自觉的叙述者、歌者，另一方面又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时，自觉地以“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这个执著于生命的“乡下人”童年的记忆就是自己的民族被统治阶级不断地进行残杀和镇压的历史，成千上万的无辜苗民和普通民众被野蛮杀戮，透过现实使他看到，不管权利如何更替，政治形势如何演变，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无知与愚蠢只能导致人性的堕落，只有从文化观念上对国民性予以改造，国家才可以得救。故而他一生坚守与政治隔离，正是这种内在的文化动因和对现实的“怀疑”与“取证”形成了沈从文的认知模式，注定了他的悲剧性性格。也正因为他“在城里人与乡下人生存角色定位上、自我终极本体意义思考上的矛盾、犹疑、困惑、挣扎”……使他的文学作品浸透一种乡土抒情诗的气氛，而带着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和怜悯，具有浓厚忧美意蕴。
当然，忧伤之中的悲悯情怀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它不仅是一种人文素质，而且是一种艺术态度和写作立场。其实，作者的心灵颤栗，就是作者为超越善恶、包容美丑、融化爱憎所作的灵魂的挣扎。沈从文把自己从具体的时代、具体的社会群体中抽离出来，从所有既成的意识形态中抽离出来，直接面对自己作为生命本体的存在，也就是直接面对作为个人的自己。只有这样的个人才能保证文学创作的主体性，只有这种个人的创作才能保证既以人性作为文学的对象，又以人性作为文学的主体。当他返身历史与社会之中时，他所看到的将是对人性的摧残，对尊严的凌辱。当他在创作中涉及历史与社会、时代与国家、政治与群体时，他将以个人的名义，对这些事物进行想象与虚构，或者说，是在将这一切打碎以后，按着人性的要求进行重组与再造。这样的文学世界恰是对历史实存的否定与抗议。这样的文学才可能具有心灵的色彩、个性的特征，才可能给人们带来超越现实、直指天国的审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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