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
◇本篇由《福尔摩斯探案》原作小说衍生，与任何影视改编作品皆无关联◇
◆为英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再致贺电。
这是我重新与夏洛克・福尔摩斯恢复合作关系的第二年。（注1）
五月微热的阳光令人身心舒畅，每逢这样煦暖的周末早晨，我总会忍不住去早市买一捧鲜花，插到客厅的花瓶里，让香气漫溢到221B的各个角落；当我抱著花束走入玄关，向哈德森太太道早，想像力丰富的她又露出惊奇的表情了，老天，恐怕她以为我是再次谈恋爱了！事实上，她自己的表现更像一个坠入恋爱的少女，每每她穿著那双半新不旧的、踩在木质楼梯上会发出戈登戈登声响的高跟鞋，兴高采烈地上楼，为我和我那专心工作的朋友端上可口的茶点时，我就彷佛能从她的笑靥中读出鸟语和花香，她这种「被粉红色的烟雾弹砸得七荤八素」的莫名状态（我那位热爱调侃人的朋友如此形容），打从某个令人困扰的房客奇迹似地生还、并挟带著各式谜团强势回归之后，就没有消失过。
我将深红色的蔷薇一枝枝插入瓶中，花瓣上的露水还晶莹剔透，映射著窗外轻轻洒落的阳光，那完美的弧面上出现了小小的彩虹，似乎暗示著今天会有好事发生。
但当我打理好这些可爱的花，开始浏览今天的早报，愉快的心情立刻荡到了谷底。
「福尔摩斯，你听说了吗？奥斯卡・王尔德先生被判刑了，真是令人惋惜的事！」
「我听说了。」我的朋友闻言，只是淡淡地吐出一口菸，连头也没抬。这几日他正在研读一份关于亲密关系与暴力犯罪的报告，这件事占去了他所有的余暇。
「陪审团的表现真是令人失望。」
「嗯。」他依旧面无表情。
「喂，你未免也太冷漠了吧！」
福尔摩斯不是第一次在我谈及文学家时表现出如此不耐烦的态度――事实上，别说奥斯卡・王尔德，就算我谈的是莎士比亚、雪莱、奥斯汀或者济慈，也引不起他任何一点的兴趣；但比起对文学的冷感，更令我感到挫败与愤懑的毋宁是：他竟可以对一件不公义的事表现得如此漠不关心。
「就算是一个对文学不感兴趣的人，只要他还有起码的良知，我相信他都会对王尔德先生现在的处境感到无限同情！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一个多愁善感的柔情男子，只因为他在法庭上承认他爱的也是男人――而他们认为这样的爱违反了该死的法律！」面对我的慷慨陈词，福尔摩斯仍没有明显的情绪反应，但他总算是把那篇份长篇报告搁在小茶几上，将椅子转向我，双手的手指交握，这表示他愿意听我说话了。
我顿了一下：「若王尔德先生真的犯了什么错，那就是他不该和他的妻子结婚，不该瞒著她和那男孩交往――除此之外，我认为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谴责的。」
「我当然无意谴责他，」福尔摩斯诚恳地凝视著我，语气却淡漠如常：「早在一个月前，我就对这场审判不抱任何希望了。妄想自己能与整个社会的保守势力抗衡，是一件愚蠢且毫无效益的事，王尔德先生并不需要公众的同情，这一切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会以无比的勇气去承担责难。」
「福尔摩斯，我感到很失望，你对这件事竟然没有一点基于正义的愤慨。」
「我的华生，冷静好吗？激情的讨论无济于事――尽管理性的讨论也一样无济于事――我无意阻止你对这件事发表任何感性泛滥的评论，但很抱歉，我仍必须说，你的伤心与愤慨都是徒劳的，这个世界不会因此改变分毫……」听到这里，我终于遏抑不住胸中的怒意，我对我那一脸事不关己的朋友说：「你真的认为这一切与你无关吗？哦，对的，你轻视爱情，你从未全心全意地爱过一个人，你对人类的复杂多面的情感一无所知，当你目睹愚昧的事件反复发生，往往对它只有鄙视，而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只有冷血的犯罪案件能引起你的兴奋。我看透你了，我优秀的谘询侦探。你就继续这样高傲冷漠下去吧！」
说完这段话，我把报纸扔回桌上，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头又隐隐痛了起来，我拿出日记本想写些什么，但烦乱的心绪只会使我笔下的字句充满戾气，一点也起不到纾压的效果；我很快就觉得，我不该用这样严厉的语气对福尔摩斯说话，但他异常冷淡的态度又实在引我不满。
我向上帝做了简短的祈祷，求他宽恕我犯下的错，求他教导我如何与这位室友和平相处，过去几年，我已经尽力包容他的固执脾气与各种各样的怪癖，我不冀求他为我改变，我只希望他看在我为了他长期精神紧绷的份上，学会更善体人意一些。
为了排解莫名的烦闷情绪，我丢下日记本，出了门，在早晨的贝克街漫无目的地游逛。
这是我们恢复同居与合作关系以来，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争执。福尔摩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对政治也不太关心，与控告王尔德先生的昆斯贝里侯爵之间更没有任何瓜葛，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何会在我这个老友面前，对这件事表现出如此令人费解的态度。
就算王尔德先生与他的男孩之间，如他所形容的「高贵而纯净的爱恋」，实在不易为常人所理解，我也不认为福尔摩斯会为此大惊小怪――我相信他所认识的那许多光怪陆离的人们，所作所为惊世骇俗的程度，比起王尔德先生都犹有过之。
我忍不住想起了我的玛丽，想起了睿智的艾琳・艾德勒小姐，以及那些与福尔摩斯有过接触、但最终都没有发展出任何情爱关系的女性，福尔摩斯对她们始终亲切有礼，但也仅止于此，一点出格的迹象也没有。在我与玛丽交往的期间，哈德森太太曾几度表示愿意为单身的福尔摩斯介绍对象，但他总是很干脆地拒绝了。
过去许多次，我总忍不住要问他，对感情一贯的淡漠态度是从何而来？自谁而始？我推测他也许曾经受过一些伤，这伤痛是这样地深，使他再也提不起勇气对任何人敞开心房；又想到他说过自己的朋友非常少，大学时代只有唯一的一位好友，他却引他走向了侦探这条惊奇与孤独之路……想及此，我觉得无端不忍，我暗示他在我面前可以畅所欲言，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更不会自作主张地把它写入探案传奇里，但他还是那副无所谓也不想深谈的样子，说我「纯粹是想像力太丰富了」，在多次的挫折之后，对他可能付出与拥有的感情样态，我已经没有任何深入探究的意愿了――也许不是他不愿说，而是他真的无话可说。
他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可以为仅有的几位朋友赴汤蹈火，但他轻视一切的爱情，他从未对任何一个女子产生爱慕的情愫，认为地老天荒的誓言不过是无稽之谈。我总觉得这之间有著非常深层且微妙的矛盾，当我又一次凝视他那双冷静睿智的灰色眼睛，总是企图从他不经意的流眄中找寻答案……
※ ※ ※
我想起我与玛丽去蜜月旅行的期间，福尔摩斯寄给我许多封信，钜细靡遗地讲述我搬离221B之后，他独立处理的一些案件。他的推理能力依然优秀，虽然少了一个助手，他还是能凭藉智慧与热情破解那些棘手的机关，只有偶尔会感到疲倦与些许的孤单。但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特别反常，并未提到任何案件，只提到他为了解决严重的失眠问题，不惜用小刀反复划伤自己的手腕（注2），尽管从他信中精准到令人怵目惊心的措辞中，我知道那并不是很严重的外伤，但我仍为自己作为一个朋友的失职而深感愧悔，玛丽看我如此忐忑难安，也觉得不忍心，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亲爱的约翰，你应该回去看看，我觉得你那可敬的朋友正在为什么苦恼著。」
我在心神不宁的状况下提早结束了蜜月旅行，在一个满天星斗的秋日夜晚，我搭马车回到221B，开门的是哈德森太太，她一脸愁容地告诉我：「亲爱的华生大夫，你来的不巧了。福尔摩斯先生参与调查一桩危险的案件，这个星期几乎都迟至凌晨才回来。」看我怅然若失的样子，她接著说：「外边风急，进来坐吧。」
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下来，我问了她福尔摩斯近日生活的一些细节，包括他吃了什么，买了什么东西，去了哪里等等，前两个问题哈德森太太还很乐意回答，对第三个问题却三缄其口，她说，福尔摩斯要求她必须为他的行踪绝对保密，对谁都不能说。「不是我不信任你，华生。是那家伙太蛮横了。」
她为我泡了一杯热茶，又往灯里添了油，像是已经预料到我会在这里待到天亮。而我确实打算如此。
哈德森太太接著说，在两天前，福尔摩斯对她交代了自己剩余财产的处置方式，并预付了两年的房租，她想他可能计画著一趟长途的旅行。听到这里，我想起了他那封莫名其妙的信，顿时心乱如麻――身为一个医生，我和一位房东想的绝对不会一样――我焦急地质问哈哈德森太太：福尔摩斯身上是否有明显的伤痕？他遇到什么不能解决的困难了吗？他是否有表现出任何厌世与自杀的倾向？也许是我过于严峻的口吻吓到了她、也许是她同样想过这种可能，哈德森太太顿时显得有点激动，眼泪一串串地掉了下来：「华生，我对此一无所知。他一个字也不愿意说！我相信他不会做这种傻事，但是……」接著的话渐渐语无伦次，听不清了。
即使我再三强调福尔摩斯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并以我们深厚的友谊作为担保，哈德森太太仍守口如瓶，坚持不透露福尔摩斯去了哪里。我陷入了一种烦燥与愤怒交织的莫名绝望感之中。
哈德森太太认识福尔摩斯的时间比我还早，他们之间情同母子的信任关系与不必言说的默契，有时连我也无从介入，那一整个晚上，我绞尽脑汁地想要从她那儿套出一点线索，却仍是徒劳无功。
就在我手中的茶杯将要见底的时候，门铃响了。
福尔摩斯还披著那件旧风衣，看到我，他好像一点也不意外，脱下帽子，对我露出了微笑：「亲爱的华生，欢迎回来。当我看到门前的胎痕还是新的，我就能料见――」但我却完全笑不出来，不等他说完，我就上前扯去他的风衣，可以说是粗暴地卷起他的衬衫袖子――果然，他的左手腕上除了注射针头的痕迹，还有满满的刀伤，有的伤口显然才刚结痂就被再次划开。虽然他已经在信中清楚描述过，但亲眼看到时，我还是无法免于错愕，更别说是哈德森太太，她已经再次泪流满面，歇斯底里地低声啜泣起来，埋怨福尔摩斯为什么要这样惊吓她。
一个理性自制的人，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伤害自己？他的精神必然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而我，身为他最信任的朋友，竟对这痛苦的来由一无所知。我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述我内心的歉疚，更不敢过问他这几天经历了什么，我只是紧紧拥抱住他，扣住他总是冰冷的手指，告诉他，他不必独自承担这一切。
我当下激动的反应恐怕也在他的预料之中，他竟只是笑了笑，等我和哈德森太太情绪平复下来，他用些微沙哑的声音，向我们保证，他短时间内不会有事，他没有那么脆弱，我和哈德森太太不应该再把他当作长不大的孩子，如此等等。这话未免太过淡然，好像那些刀口不是划在他身上、好像那封痛苦纠结的信不是他写的，让我当下有一种被他愚弄的错觉。这个晚上所见的一切像一场恶梦，但回想起来又是如此真实――当我来回抚触他手腕上的刀伤，我非常确定只有极度痛苦、濒临失去理智的人，才会将自己伤得那么那么地深，而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福尔摩斯表露出任何伤痛的情绪。
这天之后，福尔摩斯似乎又恢复正常了，他会在傍晚前回来，周末时弹弹小提琴，并为自己古怪与乖张的行径向哈德森太太致歉。
在我婚后的两年内，福尔摩斯偶尔还是会回来找我，并强调只有非常紧急与危险的案子，他才不得不寻求我的协助，他无意干扰我渐渐步入常轨的婚姻生活，并表示我应该花更多间经营自己的小诊所，而不是替他整理那些犯罪档案。我说：玛丽和我都不介意随时提供他协助，诊所的业务也不是找不到替代的人手，但他表现出的态度却比以往都要客气――现在想起来，更精确地说，那是有意的疏离。
他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一直维持到那次，他神色憔悴地来到我的住所，表示他计画将莫里亚蒂教授一网打尽，而现在到了收网的时间，但他往后的每一步都如临渊履薄，如果他在这样的行动中意外死去，那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希望我不会太过难过。
他无视我的惊愕，随后语带玄机地说，我们必须一起去欧洲旅行，而且现在就要动身。我给玛丽留了一张简短的字条，匆匆收拾了行李，就跟他一起到了荷兰。
而后的事你们也知道了。就如我在《最后一案》中记述的，我被一个虚构的女病人分了神，等我赶到了瀑布之前，发现福尔摩斯写给我的字条时，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那时我才了解到他并没有说谎，在更早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规划逮捕莫里亚蒂的行动了，我结婚后他请我帮忙的那几个案子，都与莫里亚蒂和他的党羽间接相关，只是我更讶异的还是：涉足这么重大而危险的计画，他竟可以瞒著我长达两年之久――那晚哈德森太太何以不愿启齿，何以欲说还休，理由也昭然若揭了：福尔摩斯必然严正警告过她，如果将这些细节告诉约翰，他会碰上一连串的麻烦，莫里亚蒂的任何一个手下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置他于死地。当时他之所以有意地疏远我，就是为了防止我被莫里亚蒂和他的党羽盯上，唯有尽可能切断与我的牵连，才能确保我平安无事。
为了报答他对我的深重情谊，整理过去未发表的冒险史和回忆录，就成了我责无旁贷的任务，我知道我下笔时必须比过去更沉稳与慎重，如此才能更好地纪念这位不可多得的朋友。但在我怀著复杂的心情整理案件手稿的期间，我的妻子玛丽竟然意外过世，失去挚友与爱人的双重打击，让我陷入了消沉之中，我暂停整理福尔摩斯的事迹，也推掉了两次医学杂志的邀稿，对于书写这件向来胜任愉快的事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厌倦――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专职的小说作家，就算我是，也无法在经历这样巨大的打击之后还专心写作。
然而，我这位朋友教给我最宝贵的功课之一，就是真实的人生远比虚构的小说还不可思议――在1894年的一个春天晚上，他回来了，毫发无伤地回来，著著实实把我吓了一跳，那天我们畅谈直到深夜，他讲述完自己如何从莫里亚蒂手下的追击中逃脱的过程后，又如过去那样双手手指交握，深深地看进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我这样突然地消失让你很不好受，我为了获得经济援助，告诉了我哥哥麦克罗夫特这一切，却选择隐瞒了你。我必须让你也相信，我那时是真的死了，否则你必然会不顾一切地来找我――这会让你也陷入危险之中。」
※ ※ ※
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在我情绪稳定下来后，这些画面也愈加清晰，这让我愈加确信，福尔摩斯并不如表面看来那样冷漠无情，如果他非得以冰冷的语气对我说话，则必然有什么理由。归来之后的福尔摩斯一点也没有变，还是冷静深沉，谈吐幽默，只是比以往又多了一点看尽世情的柔软。
我必须快点回到221B，为我早上的失言向我的朋友道歉，至于我们之间小小的立场分歧，真的不算什么了，总有办法解释的。
当我回到221B门前并按下门铃时，街角走来一位清瘦的少年，他是贝克街小分队的成员之一，一个笑起来异常灿烂的孩子，他向我招了招手。
「福尔摩斯先生有事离开了，他要我把这个交给你，说你一定会在中午前回来。什么？你是问为什么不透过哈德森太太转交就好了呢？当然是因为她很可能会打开偷看啊！」
接过那张摺成小方块的纸，我的嘴角忍不住扬起了微笑――那瞬间掠过我脑海的想法竟然是，我与哈德森太太总算是扯平了――我一面为自己幼稚的反应感到好笑，一面打开那张显然是刚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条。
亲爱的约翰：
我早上的话想必冒犯到你了，我说话总是太过直接，我以为你已经习惯了这点，却没考虑到这种擅自假设你「已经习惯」的说话习惯，会让我变成一个最不讲理的人，当我看著你寒著一张脸离开221B，我就不得不再次痛骂自己说话的鲁莽。你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那就是保持诚恳的态度还是很重要的，不管对方是谁、不管彼此的关系已经是多么亲近。我们的好房东哈德森太太，总说她与她的丈夫能够彼此理解，却仍会为各种小事争吵不断，我想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我想表达而来不及表达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算你同情王尔德先生，又能如何？对他现在的处境有任何的帮助吗？除非你能找到他没有和其他男性交往的证据――而这点是他自己都已承认的事实，他信心满满地认定自己的坦白必然能赢得众人的理解。
这一个月来外界对他的谴责声浪，是他之前就早已料想到的，他不惜冒著身败名裂的风险，也要挺起胸膛承认他与那男孩之间「不敢说出名字的爱」，他已经用最大的诚恳试图与那些瞠目结舌的人对话。说不定他现在正一面优雅地微笑，一面看著那些缺乏想像力与同理心的家伙暴跳如雷――而理性温和如你我，倒是为此起了不愉快的争执，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我想在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你说不定已经气消了，但我还是有必要向你正式道歉，顺便解释我为什么和宁可与你起冲突，也要对你说那些话。
王尔德先生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我们的国家想得太过美好了。他以为上诉之后法官会还给他一个公道，以为他那段感人至深的告白能动摇他们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以为司法是完全独立且公正的，他是个对世界抱有美好期许的人――而我们的法庭却让他失望了。
还记得那位戴著滑稽的帽子却有满腔柔肠的苏德兰小姐吗？（注3）她以为自己将会拥有幸福的婚姻生活，没想到所谓的婚礼竟是一场骗局，最让我难过的是，她的母亲竟然看重一笔财产更甚于亲生女儿的终生幸福，所幸她是个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女子，只要她哪一天想开了，她随时都能挣脱父母布下的罗网，拥有她自己的世界。
亲爱的华生，很多事不也像苏德兰小姐的婚约一样荒唐吗？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善良最宽和的一位，我当然可以理解你现下的难过与愤慨，但我又必须告诉你，为此伤神实在太不值得了，今天你为这个荒谬无稽的世界伤心哭泣，明天这个世界依然会如此荒谬无稽。我不是个悲观的人，但我不认为对所有事情抱持过于乐观的想像是明智的行为。
我不反对那种名为「同情」的高尚情感，但很多人擅长说一些浮夸的话，好显示他们是多么富有同情心的好人，在我看来这种虚荣心是一种最糟糕的虚荣心，和自以为是的廉价同情一样糟糕――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这种人，我又不小心表露出我对这世界的恨意了，真是对不起。
我并不寡情，这话我早就说过了，在我的上一封信里。好久没给你写这么长的信了，到了非下笔不可的时候，却总是围绕著这些令人难过的话题，但愿这些充满负面情绪的话不致影响你周末的心情，如果你耐心看完了这张纸上所有的内容，就把它丢到火炉里吧。
我刚收到我哥哥麦克罗夫特的信，他邀我去他那儿小住几天，我想暂时离开一下贝克街出去透透气也是挺好的。祝安好
夏洛克
（注1）
据《空屋》叙述，福尔摩斯归来是在1894年的春天。而本篇参考了奥斯卡・王尔德因为同性恋情受审的事件，是在1895年4月开始起诉，5月时判决定谳。
（注2）
此段情节纯属私心设定，与原作无关。详见笔者的另一篇衍生创作A Dear John Letter。
（注3）
参见《身分之谜》（A Case of Identity）。女主角苏德兰小姐（Miss Sutherland）各译本有不同译名，我选了最早看到也最喜欢的一个。
◇后记
我还是太过一厢情愿了。尽管我愿意相信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有福尔摩斯这样睿智的人、或是华生这样体贴善良的人存在，但即使他们真的存在，他们能够在十九世纪末的保守氛围中，如此自然地表述对同志们的理解与接纳吗？除非、除非他们自己就是，而这就是我写这篇小说的初衷了。（不）
我非常非常爱这两个角色，所以一直想透过他们的视角，写一些我正在关心与思考的事，比如性别、环境与种族议题，这篇算是一个小小的起步，希望你会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