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决定论

|转述师：田龙|

（1）心、性、理、气、天命……理学家到底想说什么

今天继续谈谈《大学》，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留下的问题：请你仔细看看“三纲八目”的字面，仅仅从字面上看，你觉得这会是很深奥、很费解的概念吗？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好像并不费解，是说统治者应当彰明美好的品德，善待百姓，把善发挥到极致。但是，朱熹的解释要比这复杂。

在朱熹看来，“明德”就是天理，是一个人先天就具备的。朱熹这一派学者最强调的就是天理，所以他们的学问叫理学——这是“道理”的“理”，不同于《仪礼》、《礼记》的那个“礼”学。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从“天理”的角度来解释“三纲八目”的，所以看起来有点费解。

抗日战争年代里，蔡尚思写过一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其中批判宋朝理学家，有些话说得很有意思，我只引述一小段：“这班贵族地主，饱食暖衣，闲得无聊，妄作玄谈，表示高深，例如什么心、性、理、气、天命、象数、太极、无极、阴阳、五行等，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就表面看，好像无所不知；就实际说，却是一无所知。他们师徒，终身终日，开口瞎说，闭目瞎想，不但没有一事一理能够说出其所以然，令人稍微懂得的；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弄到前后不一致。”

蔡尚思的国学功底很好，这部书写得也算旁征博引、有理有据。今天拿来和南怀瑾的书对照来看才最有意思，它们刚好是对同一套知识体系的两种极端理解，好比电的两极，碰到一起就会短路失火。

在蔡尚思的这个极端上，时代烙印太鲜明，个人情绪也太浓烈了，所以那些论证到今天看自然不再立得住脚，但我们只要把字里行间的情绪撇开，再打个折扣来理解的话，就会发现它确实抓到了理学的痛脚。朱熹虽然不是“饱食暖衣，闲得无聊”，但理学的那些概念，我们今天之所以觉得玄而又玄，真不能全怪我们理解无能，而要怪理学家们一直没能说清楚。

（2）语言限定了思辨的边界

中国走进宋朝，毕竟文化水平提高了，儒学就开始向着思辨哲学的方向发展了。但古汉语并没有进步太多，用古汉语来搞思辨哲学，就像用泥瓦匠的工具来修理手表。今天我们能写严谨的思辨文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晚清、民国那些翻译家。现代汉语里那些状语从句、被动语态等等，都是当年的“翻译腔”带过来的。

最适合古汉语的文体是诗歌，最能写出朦胧的韵味，比西方语言强一大截。

欧美学习中国古诗，兴起过一个意象派，虽然也有好作品，虽然也能在当年的诗坛上刮起一阵旋风，但和中国古诗的佳作一比，好像天生就带残疾似的。这是因为英语的语法结构太精确了，天生就朦胧不起来。这方面的内容，等我今后讲到诗歌的时候再展开谈。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宋诗赶不上唐诗，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宋朝人就连写诗也喜欢说理，这就等于舍长用短，看上去总感觉有点勉强，只有少数高手才能应付裕如。而用古汉语来作哲学思辨，就像用英语写意象派诗歌一样，勉为其难。我只举一个小例子：“无极而太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的理学命题，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无极生出了太极，还是说无极就是太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就连第一流的学者也搞不清，在理学阵营内部就说不清。

朱熹的理学体系还算稍微好懂一些，因为他留下的著作太多，这里看不懂的能在那里看懂，看多了总还是能够有个囫囵的掌握。但要怎么讲出来，以我自己的感觉，最好先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讲完之后，借用这个概念来讲理学，那就事半功倍，简单明了，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我又顾虑，讲古籍的中间突然插进两个洋人，还要讲上至少两周，好像不太合适。

退而求其次，简单来说，所谓天理，就是抽象的规则，是宇宙终极真理，是最高的善。人一降生，有血有肉，就不抽象了，就有了“气质”。

“气质”这个词原本是个理学概念，涵义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是物质性的，具象的。人性分为两种：“天命之性”来自天理，一切都好，“气质之性”来自肉体，就有各种缺陷。朱熹做过一个比喻：水就好比“天命之性”，容器就好比“气质之性”，彼此依存。水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但容器各有各的样子，所以人在“天命之性”上是一致的，但各有各的气质——有道貌岸然的，也有阴险狡诈的。《大学》所谓“明德”，就是天理，就是“天命之性”，所谓“明明德”就是要去除私欲，或者说排除“气质之性”的干扰，让“天命之性”充分展现自己。简言之，这就是朱熹最著名的命题：“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这样解释“明明德”，肯定是解读过深了，但如果你要参加科举，就必须按照这个思路答题，否则就做不了官。

只从这一小处，我们就已经看得出《大学》和朱熹的《大学章句》有多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逻辑：《大学》作为“四书”之首，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它的重要性从何而来，并不是来自它本身，而是来自《大学章句》。今天很多怀有国学趣味的人，读《大学》但不读《大学章句》，这就完全搞错了方向。之前我反复说过，注本往往比原典更重要，这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情，那么，畑（tián）地良子的一首非常可爱的小诗，《柠檬》，是我很想拿来和你共赏的：

柠檬，

一定是想到远方去。

薄薄地切一切，

就会明白柠檬的心。

薄薄地切一切，

滚出来好多个车轮。

散出好闻的香味儿，

车轮，车轮，车轮。

柠檬，

你一定是想到远方去。

（史京 译）

朱熹正是这样解读出了小小“柠檬”的伟大梦想。

话说回来，我们再看“三纲领”的第二项：亲民。貌似简单易懂，但是，朱熹又出怪招了，说这个“亲爱”的“亲”应当是“新旧”的“新”，“亲民”应当是“新民”。后来批评朱熹的人，总会抓住这一点说朱熹改字解经——你不能改掉原文的字再来解释，这像什么话，太不尊重文本了！

今日思考

那么，这就是今天要留下来的思考题：朱熹这样做，到底算不算改字解经呢？

今日得到

明天我们就从这个问题继续。现在该是回顾今天知识要点的时候了：

宋朝的理学把传统儒学向着思辨哲学的方向发展，做出许多过度深刻的解读。

古汉语是第一流的诗歌语言，但不适合哲学思辨。

朱熹的《大学章句》从理学角度解释《大学》，已经不是《大学》原本的朴素涵义了。

就到这里吧，明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