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之玄学篇（读余敦康《魏晋玄学史》）

广泛地说东方有东方的哲学，西方有西方的哲学。东方的哲学偏于人事，西方的哲学偏于自然。但这只是泛泛而论，东方的老庄哲学也谈自然，西方的柏拉图也讲人事。大概在公元前的五百年左右，东方有孔子、老子，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思考着一些社会和宇宙的生成和运作的问题，老子主要讲宇宙怎么生成的，孔子主要讲社会怎么运作的，老子的哲学非常独特，老子发现宇宙的本体是“无”：无中生有；孔子讲“有”：有仁、有义、有礼、有智、有信。老子也讲有，有是无所生，是现象，无才是根本，是本体。孔子仅只讲有，说明孔子本体是“无”，无才能生有。老子和孔子的哲学都是强调整体，从一般到个别，西方的哲学正好相反，常常从个别到一般，用归纳推理的思维思考现象，于是亚里士多德发明了逻辑学。但是中国的哲学是从整体入手，是从宇宙的生成本体入手，从一开始就定调了，往后的发展只能在细枝末节上丰富完善，而不可能从根部推翻。所以西方的哲学越发展派系越多，学生也经常推翻老师的观点，中国的哲学一直沿用儒道，后世只有补充，并不能彻底颠覆。

哲学离不开社会现实，中国的社会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比较混乱，混乱的社会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安定，人类的整体意义为何。于是出现了诸子百家，但到了秦汉，天下一统，社会安定之后，君王选择了儒家，经学（经世致用之学）成了主流。思想到了这里也就停滞，人们再不用去思考离经叛道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不但不实用，而且还很危险。所以思想者也如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同样，太平日子里生不出伟大，还得乱世才出得了枭雄。所以到了三国及魏晋之时，社会又转而混乱，人们又得绞尽脑汁去思考社会该何去何从？于是又出现了一些仰望天空的仁人志士，他们在思考天下为何会乱？怎么样才能恢复太平，才能长治久安？

在魏晋时期，人们冲破了经学的束缚，对诸子之学重新思考，产生了不伦不类的玄学。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因而如何处理儒道之间的矛盾使之达于会通也就成为玄学清谈的热门话题。儒道会通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所讨论的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而又永远不能解决的天人关系问题。自然即天道是外在于人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之理，名教即人道，是内在于人的受人的意志所支配的应然之理。

道家主要讲自然生成，儒家主要讲社会秩序，他们之间貌似两不相干，但儒家虽然偏于人道，但当上溯于天道去寻求最高的理论依据是不能不趋从于道家所明之自然，道家虽然偏于天道，基于人道来讨论社会生活的问题是不能不同于儒家所贵之名教。那么玄学就试图把两家揉合在一起，整出个“内圣外王”的哲学，一方面承认道家的自然生成，又承认儒家的社会秩序的合理。把道家“道”作为本体，把儒家的经世致用作为“用”，形成了这种哲学中的“体用”关系。

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首的正始玄学是这种玄学思想的开始，何晏首先从理论上论证儒道是同而非异，正因为何晏没有区分儒道，急于把他们笼统地结合起来，忽视了他们的差异，因此没有形成独自的哲学体系。年轻的王弼却把“自然为本，名教为末”，通过注释《老子注》、《周易注》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虽然说王弼的理伦很理想，但现实却很残酷，司马家族的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家族即借名教的名义大肆“诛夷名族”。这就导致正始玄学理想的破灭，让有识之士站在了名教的对立面，并对名教进行猛烈抨击，形成了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玄学。竹林玄学把正始玄学惨淡经营起来的儒道会通硬是搞成势不两立，表面上，竹林玄学极力反对名教，崇尚自然，但是，他们并非只玩纯哲学，他们所坚持的正面理想，仍然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存在，也就是他们理想中的自然和名教的结合。从这方面来说，竹林玄学仍然称为“玄学”而不称为“道”学的原因。只是竹林玄学反对现实，理想建立一个无君的社会。无君论从现实来说是非常地荒唐，但从思想意义来说，又是非常地进步，这种思想的光芒在中国的哲学史上也是尤其地耀眼。竹林玄学虽然非常理想，但完全脱离了现实，被认为是一种毫无用处的“清淡”，所以太理想、太先进的哲学理念如果脱离了现实，也就成了水月镜花，只能暂时慰籍一下破碎的心灵。

正始玄学寻求儒道的会通，竹林玄学又把儒道分离，之后到了元康年间的郭象又把儒道会通，这种玄学的发展也经过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形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式。怎么调和自然和名教，也即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关系，是当时哲学思考的主题。也是人类一直以来面临的矛盾，自由和约束，个人而言，崇尚自由；群体而言，必有约束。一味追求自由，发展人的自然本性，象动物一样生活，把人等同于禽兽，人也失去了成为人的意义；一味追求约束，社会秩序虽然好，但是人们的思想也同样受到禁锢，人类整体同样会停滞不前，不能发展，从更长时间来看，人类整体同样与动物无异。所以中国的哲学，就自然和名教而言，确实不宜采取二选一的方式，必须会通。不说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独裁不可取，就是偏于一方也不可取，站在名教的立场上反对自然，或者站在自然的立场上反对名教，都是行不通的。中国哲学发展几千年来的历史似乎确实证明了一个事实：会通儒道，内圣外王，才能使个人既有一番作为，同时对社会发展也形成推动。

郭象正是对儒道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从而把玄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的哲学讲究阴阳平衡，阴阳平衡虽说平淡无常，但正是这种平常才是正常，总是轰轰烈烈的运动，或者总是韬光养晦的沉默，都是阴阳失调，对人而言是病态。郭象对儒道各打五十大板，去掉道家不切实际思想，通过对《庄子注》用儒家解释道家，使自然属性合乎社会属性；去掉儒家的君主思想，对社会寄于理想，通过对《论语体略》用道家释儒家，使人的社会属性合乎自然属性。郭象的思想似乎并没有独到之处，也没有解决自然和社会的矛盾，似乎还不及阮籍、嵇康那么率性潇洒，从而博取清名，郭象只是不愠不火地做个儒道两家的老好人。这么理解，那是对郭象不够了解，也是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不了解。郭象虽然提出人要安于本分，认为只要人人安于自己的本分，就可消除祸乱，社会就会归于和谐，这种思想无疑就是儒家的“克己复礼”，但郭象同时提出“独化”思想。儒家眼中的人，都是要求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人，合乎礼义标准毫无个性的人，以孔子为标杆，按圣人之言作为人人的行动准则，孔子之下的人无需思考，只要机械地按孔子的要求做就是，这是儒家历来被诟病的，认为儒家文化是一种奴性文化的原因。郭象对这种思想作了破解，郭象认为“人人自别”、“人自为种”，也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是有独立思想的人，都要“成为你自己”，而不是象儒家眼中的人只是社会的产品，只应有共性，而没有个性，郭象首先承认的是人的个性，其次才是人的共性，是每个人的内在需求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每个人都以自我的个性为轴心而自为，自足于己，无待于外，互不相与，互不相为，在这种卓尔独化之中，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无为而治的和谐社会。可以说郭象的这种“独化”思想与后来尼采提出的“成为你自己”如出一辙，只是比尼采早了一千多年。

玄学发展到郭象虽说集大成者，但仍被社会摒弃，就其思想而言，由儒道会通所融会而成的中国文化价值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它的推动之下，社会在发展，思想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