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下的日本

菊与刀

对于邻国日本这个国家，我们既爱又恨，既熟悉又陌生。对从没造访过这个国家的我来说，之前也仅仅是从一些影视资料以及漫画，还有老一辈的长者口中了解一二。

此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是一位人类学家，在 1944 年受美国政府之命对日本的文化进行研究工作，两年后将这些报告整理成此书出版。也就是说这本书出版时间距现在已有 70 多年时间，手中这本中文翻译版也有 20 几年的时间了。所以，在进入此书之前我们要明白，此书所述大部分应该不适用于今日的日本。众所周知，日本在战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建工作，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提升，在本书最后也是作者预见到的（作者于1948年病逝）。需要补充一点，作者本人没有去过日本，都是从一些日本移民或者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美国人口中进行了解研究的。

日本人有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一方面我们觉得日本人彬彬有礼，一方面又觉得他们凶残可恶；有时候觉得他们很大方，有时候又表现得很小气；作者在书中是这样说的：

日本人好斗而又温和；黩武而又爱美；自尊自傲而又彬彬有礼；顽固而又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心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欢迎革新。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怡然自得。他们的士兵接受了严苛的训练，却又富有反抗精神。

崇尚精神力量

日本人认为精神要在物质之上，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的」。

他们反复谈及安全、士气，只不过是预先作精神准备。他们认为精神可以战胜一切，甚至还有一些夸张的说法，而且战士们完全不会提出质疑。

日军士兵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对自己国家的伤残士兵，他们不采取救援。他们觉得只有死才是光荣的，战败伤残就是一种廉耻，不值得去营救。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为了不被俘虏，或者拖累行军等原因，伤病员竟干脆被杀掉。

等级制度

社会分等级在我们看来难以接受，但是日本人对等级制的信心建立在个人对自己和家人及同事的关系、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的整个观念之上。

几个世纪以来，日本民族就是按照不平等这一最可预见、最被接受的观念来组织起社会的。承认等级制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妻子要向丈夫鞠躬，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者承认对方有权干预自己的事，尽管他更愿意自己处理；受礼者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子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部分。

总之，日本人在构筑他们认为社会是应该怎样的时候，不断强调等级制。在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仔细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若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受惩罚。只要“各安其分”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怨言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

恩

日本人和中国很相似一点就是“报恩”。他们会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

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个人一生中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本地地主、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是天皇。与我们类似的，他们的文化中也很强调儿女对父母的“恩”，作为儿女的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要尽量地服从父母，偿还他们的恩情。“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中日通用，

然而与我们稍有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受恩于别人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来日一定要报答回去，甚至像银行的利息一样，如果时间越久，就越要施以更大的回报。就像我母亲教导我，在外面不要轻易拿别人的东西，有人对你好要记住，要懂得感恩，轻易不要接受别人的恩惠。

对日本人来讲，突然受到陌生人的恩惠是最讨厌的事。所以他们对大街上发生的事故一般不大理睬，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主动精神，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官方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也就是说，无论夹杂多么错综复杂的感情，只要“恩人”是自己，也就是在“我的”等级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一定程度上会令对方不安。

义理与人情

在日本有很多与中国相类似的道德观念，如“忠”与“孝”，虽然这两者在由中国传到日本之后概念有所变化，但仍同属一个大的道德范畴。但“义理”则既与中国儒学无关，也不属于东方佛教，它是日本独有的范畴。日本人的很多行为动机，名誉以及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麻烦都可以用“义理”来进行解释。

一般来说，“义理”用中文来说，可以用“情义”、 “情面” 、“情分” 、“正义”、 “情理” 、“礼节”来表示。而在日本“义理”一词多用于体面、脸面、情谊，还用于不是血亲由某种关系联为血亲的场合。在日本，通常与义理连着的是“人情”。

他们十分重视人际关系中的人情点滴，“人情”主要指“父母和孩子”、“恋人”、“朋友”、“熟人”等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友情、同情、怜悯等情感，做任何事都要符合人情。

人情表现在，日本人只要有可能，他们都尽量将相互之间的来往记录下来，不论是劳务还是物品。比如农村里面一旦有重大事件，村长会记录到个人出了多少钱财，出了多少力等等这些细节。在举行庆祝宴会时，客人们也大都要带来一些米酒，作为宴会饮料。无论出生或死亡，还是插秧、盖房、聚会，“义理”的交换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回报。

竞争

在一个地域狭小，资源短缺的国家，我们会认为人类为了存活，这样的环境下竞争应该会很残酷。但与我们的想当然不同的是，日本人尽可能地避免竞争。他们说，如果目标变得具有竞争性，被测试者的思想就会集中于担心失败，因而工作受到损失。他们对竞争异常敏感，仿佛是一种侵犯，因而注意力转到与侵犯者的关系上，而不是专心从事工作。

日本人想方设法来避免直接竞争。在学校，学生通过与自己的成绩比较的方式提高成绩，不能让学生有机会与其他孩子竞争。日本小学不会让任何学生留级，同时入学的儿童，一起学习全部课程，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操行品质，而不是学校功课成绩。为了避免因失败带来的耻辱，他们都避免在学校进行测验。

教育

印象中日本人的教育是严苛的，父亲一个严厉的眼神，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实际上，书中提到的也不全是这样的教育方式。他们也是有一段自由，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什么烦恼的时期的。

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童年和暮年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就像幼儿那样。

当时的日本教育与现代的中国相比，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过中国现在的教育也逐渐变成类似美国对儿童的教育方式。从小教育严格，要他们听话，要学各种乐器，最好上幼儿园之前学会很多古诗等等。这些要求随着孩子的成长慢慢越来越放松，直到上了大学一下子自由了，再后来有了家庭儿女便到达自由顶峰。待到老年时期，又因为身体，社会福利等原因，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变成了身边人的累赘，受到种种约束。

天皇

日本天皇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听起来有点类似古代的皇帝。但实质上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天皇在对国家的治理方面没有实权，即使民众对战争的残酷有一丝怨言也只是对军事大臣和政府抱怨，而从来不会质疑天皇。

日本天皇的神性往往被西方误读，普遍的看法是天皇被日本人视作上帝。本尼迪克特准确指出，日本人不认为人与神之间有巨大的鸿沟；所有物品都有神圣的光环：石头、山丘、河流以及死后的人。作为等级制的最高点，天皇是国家宗教观的代表。你不必笃信他是上述宗教观的上帝，但作为日本人，你必须绝对服从他。

日本人可以做到对天皇无条件、无限度的忠诚。教师在教授时，如果说人的最高义务就是爱国，他就会被指责不够，必须说是对天皇报恩。
无论是在报纸杂志，还是在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批判。但是对天皇，哪怕一句也不会有。在战争中，“为天皇传令”，这一句话就可以唤起忠，其强制力要超过任何现代国家的号召。

在一些岛屿战争中，日本军宁可自杀也不投降，但一旦天皇宣布投降，他们无条件服从。美国士兵有人这样形容，早上你还跟他们厮杀，中午就可以放下枪支，晚上就可以在大街上逛街了。这是投降后日本全民的反应，他们绝对服从天皇的指令。

最后

本文还有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谈到，比如日本从中国学习的忠、孝、义理、仁、和社会存在的人之常情，某些与我们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有些又很类似。还有他们很善于吸取国外好的经验，他们善于自制，对耻辱看得很重等等。

另外我再提一点，因为我是潮汕人，属于广东省却又与珠江三角的核心经济圈离得较远，各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个地区的传统文化、古老习俗，民间风俗都得以保留。在看此书的时候，我发现鲁思·本尼迪克特描写的那个时代的日本，竟然与我从小生活的故乡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从小对于小孩的教育，男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和一些人生价值看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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