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情绪末日（2/5）
第二章
一支烟很快就抽完了，我将烟头扔进风中，看着它带着火星急速下坠，转眼就从视野里消失了。
街头巷尾还是一贯的冷清，放眼望去，猜不到哪栋大楼里有人。我又点上一根烟，跟着思绪沉入到回忆中。
下火车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小镇上亮着零星的灯火，给人一种莫名的暖意。路过集市的时候，买了一点水果，店里的大妈一眼就认出了我，“回来了啊！”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嗯，回来了。”
这家水果店，比我的年龄还要大。小时候，我常常来这里蹭吃蹭喝，一待就是一整天。那个时候，父亲常年不回家，母亲忙着工作，家里总是冷清。我不爱说话，跟同龄的孩子相处不来，只好躲到水果店消磨时间。
店里的大妈早年丧偶，又没有孩子，所以对我特别亲切。有什么好的新鲜的水果，总是留着给我先吃。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大妈给什么，我就吃什么，丝毫不知道客气，如今想想，真是又惭愧又感激。
我本来只打算买一点苹果，结果大妈东挑西拣，装了满满两口袋塞过来，我无论如何推辞不了，便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大娘，我可没带这么多钱。
大妈脸色一沉，“谁问你要钱了，臭小子。”
说完，大妈将我半推着赶出店门，“快回去看看你妈。”
告别之后，我一路走到了街角，转过头，大妈还立在门口。四目相对，大妈慌慌张张钻进店里，留下我莫名尴尬。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屋里亮着灯，窗户上映着两个身影，看样子家里来客人了。开门，脱鞋，来到客厅，母亲就坐在茶几后面，正专心致志地给客人涂抹指甲。
客人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妇女，她最先注意到我，连忙推了推母亲：快看，你儿子回来了！
母亲抬起头，扶了扶眼镜，笑着回道：又是这一套谎话，我不会每次都——
话没说完，母亲就怔在了原处，我向她笑了笑，“小心指甲油滴到客人手上。”
母亲猛地回过神，才发现我在骗她，于是恨恨瞪了我一眼：你老妈的技术还没退步到这个程度！
我们三人相视一眼，都笑了起来。
送走客人之后，母亲才开始张罗晚饭，我说我在车上吃过了，她还是煮了我那一份。
母亲问我怎么不把妻子带回来，三个人聚一聚更热闹。
我慢慢嚼着面条，很久才咽下去。“我怕带她回来，家里又要鸡飞狗跳。”
妻子跟母亲的关系很不好。结婚之前，母亲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结婚之后，母亲赌气不跟我们见面。这么多年来，母亲一共就去过北京两次。
第一次是孩子出生，妻子倒在产房里，母亲急匆匆赶了过来。我原本以为两人会因此和好，没想到她们很快就为喂奶的事情吵了起来，最后母亲一气之下回了老家，扬言再也不来北京。
第二次是我连续加班，倒在了办公室。母亲在我床边守了一夜，劝我回老家跟她一块儿住。我半开玩笑道：一个人住很寂寞吧。
我以为母亲会笑笑搪塞过去，不料她眼圈倏然发红，“嗯”地应了一声。
在我印象里，母亲是个很坚强，很有个性的人。
在我出生前，母亲是父亲的上司，生小孩之后，母亲辞掉工作，在家做起了美甲。后来，公司不景气破产，父亲去了远方，母亲的美甲却越做越红火。
我有时候会坐在母亲身旁，静静地看她给客人画指甲。客人夸我听话，她总是露出不屑的笑容：这小家伙，肚子里精着呢，你被他骗了。
客人替我打抱不平：你妈妈老是忙着工作，时常冷落你，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我老实地点了点头。母亲微微一怔，说她们那个时代的女性，认为工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男人靠不住，女性就一定要经济独立。
客人咯咯作笑：大姐，你的想法过时啦，女人最宝贵的东西只有两样，青春和孩子——哎，这个地方颜色不对！
母亲连忙赔笑道歉，说自己走神了。
时近年末，我偶尔会一个人回到小镇上，陪母亲过个早年。母亲知道我瞒着妻子，我也知道母亲心里清楚，彼此心照不宣，只聊聊无关家庭的闲话。
我问母亲为什么坚持做美甲，她说干这一行，能接触到很多年轻漂亮的女性，这让她感觉新鲜而充满活力。我笑她，“你该不会还妄想着自己跟她们一样年轻吧。”
母亲气得跺脚：臭小子，翅膀硬了，敢嘲笑你老妈了。
“嘲笑不嘲笑，岁月不饶人啊。总有一天你会老眼昏花，跟不上潮流的。”我说。
母亲撇了撇嘴，“那一天还早得很。”
在我的记忆里，我只问过一次关于妻子的事。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我和母亲都喝了不少酒，醉醺醺地靠在一起，聊天没个边际。
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劲，我嚷嚷着让母亲给我画指甲，母亲竟然也不回绝，立刻拎来了工具箱，大瓶小瓶摆了一桌。
画到一半，我忽然问母亲：你当初为什么不同意我结婚？
母亲想了一会，说：你和我一样，是个操心的命，她却像你爸，是个没心没肺的主。
“那你跟我爸还不是结婚了。”“所以我不想你步我的后尘。”
沉默了一会，我问她：你会想我爸么。
母亲咬了咬牙，“我恨死他了。”
回到北京之后，我把染好的指甲给妻子看，她笑了我三天。我认真地问她画得怎么样，她说样式有些古老，不过技术很好——除了有个指甲的图案画偏了。
“那是师傅走神了。”我说。
就是这样的母亲，当她说自己一个人很寂寞的时候，我差点跟着哭了出来。第二天，我试着跟妻子提起搬家的事情，没想到她的反应很激烈：你老妈又在你耳边吹了什么邪风，莫名其妙！
也许是大病初愈的原因，我没有控制住情绪，跟她吵了起来。那是结婚之后我们吵得最厉害的一次，连左邻右舍都惊动了。最后我差点大打出手，却被母亲拉住了。
送母亲去车站的路上，她责备我太不谨慎了，我不满地踢了路边的小石子，“干嘛，我帮你说话，你还教训我，忘恩负义。”
母亲见我还在气头上，就没再说话。
买票的时候，售票员因为找零钱耽搁了半天，她那慢条斯理的动作，就跟妻子如出一辙，我气得一拍橱窗，“别找了，直接给我两张票！”
母亲连忙挤了过来，一边宽慰我，一边对售票员说：一张，一张就够了，他只是来送我的……
吃过饭后，我和母亲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画面上映着人们平静而安宁的生活，旁白有意无意地强调复苏、稳定的字眼，听得我和母亲都有些打瞌睡。
“北京，现在少了很多人吧。”母亲忽然说道。
“据说只有几年前的百分之一。”我懒懒地靠在沙发上，好像这事与自己无关，“新闻只挑好的来说，就是在变相骗人。”
“新闻总得安抚大家的情绪。返乡的人一多，城里自然就空了。”母亲如此说道。
“就跟过年一样？”“对，就像过年那时候——”
母亲的声音戛然而止。屏幕的光影映在她的脸上，不停变换着色调，我微微有点出神。母亲转过头，我们对视了一会，母亲问我在看什么。
我说，总感觉自己对侧脸的印象比正脸深。
母亲转了转脖子，“左脸还是右脸？”
我说左脸。母亲释然一笑：因为你小时候总是坐在左边。
“你连这都记得。”“年纪大了，最近的事记不住了，以前的事反而清晰了。”
在我印象里，这是母亲第一次承认自己变老了。霎时间，我觉得胸口有些堵得慌，电视的杂音绕在耳边，墙上的影子飘来飘去，整个屋子好像变得很陌生。
过了一会，母亲说道：最近生意渐渐冷清了，我在想要不要关门算了。
我深深地蜷进沙发里，咕哝了一句：还早得很呢。
我在家一连待了好几天，陪着母亲买菜、做饭、看电视、聊天、逛街，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以前回家总感觉匆忙，这一次却闲得发慌。
最后一次出门逛街，母亲问我，是不是在北京那边遇到什么事了。
“干嘛，在家里呆久了，让你烦了。”
母亲没有搭理我，说真要遇到什么事，一定要告诉她。
我叹了一口气，说世界末日都来了，还有什么算得上是事呢。
“胡说八道。”母亲打断了我，表情变得很严肃，“我们不都活得好好的。”
我不同意。放眼看去，到处都是沉闷而压抑的生活，根本不能称之为好。
我告诉母亲，情绪病毒刚开始蔓延时，北京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团体组织，它们打的旗号大同小异，不是“调控情绪”，就是“驾驭感情”。
我参加过一个名叫“和情绪做朋友”的公益组织，它们定期聚会、讲课。有时候请心理学专家，有时候请佛学高僧，一边教你心理博弈，一边又讲放下执念。我感觉不妙，中途就溜之大吉了。
后来，病毒一发不可收拾，这些团体组织大都自然消亡了。从结果来讲，这些组织非但没有拯救人们的情绪，反而带来了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情绪只能靠自己拯救，向外界寻求帮助全是徒劳。
之后，国内自杀率直线上升，活下来的人几乎都挂着同一张表情：漠然。
母亲听完，平静地告诉我，她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些报道。
“自杀的大多数是青年人和中年人。”母亲回忆道，“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担心你会想不开，一直想打电话给你，又怕这样做反而加重你的负担。”
母亲不说，我完全不知道还有这件事，“然后呢？”
“然后我只能在心里祈祷：我的儿子是个傻瓜，不会想不开的。”
“……”我一时竟然不知道怎么接话，只能苦笑道，“养了个傻儿子，真是辛苦你了。”
母亲很配合我，掂起脚摸了摸我的脑袋，“不辛苦，谁叫你是我儿子。”
我问母亲祈祷了多少遍，母亲说早晚各一遍，直到年末我回来的那天。我说，不傻的人都被你咒傻了，母亲咯咯作笑，说她把这件事讲给客人听，客人都说傻的人是她。
“这下找到我傻的原因了。”我故意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耸了耸肩。
母亲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很开心，说我跟年轻时候的她一模一样，总觉得什么事情都知道一些，还认为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母亲用这种开场白，一般就是要开始讲道理了，我心领神会，“来吧，再给你的儿子上一课。”
母亲笑着摇了摇头：讲道理你不爱听，今天我讲故事。
我们沿着江边，一路走到了集市口，母亲问我还记不记得那个水果店，我连忙点头，说前几天还在那里买了水果。
母亲应了一声，说我小时候曾在水果店和别人家的小孩打过一架，问我还记得不。
我当然不会忘。那是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刚刚换班，我失去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朋友，周围全是陌生的面孔。有一段时间，我极度抗拒上学，就偷偷跑到水果店来，求店里的大妈替我保密。
有一天，天气很热，我正在店里吃西瓜，外面路过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学生，看见我之后，变得有些慌张。领头的那个小孩走进店来，张口就说我逃课，要去告诉老师。我觉得莫名其妙，不客气地还了一句：你们不也逃课了。
没想到这句话惹怒了他，他顺手拿起一个芒果，“啪”地摔在地上。好好的水果被他糟蹋了，气得我把吃到一半的西瓜糊到了他脸上。看到这一幕，其他小孩拥了上来，我们很快就扭打成一团。
因为从小就常常遭人欺负，所以我很擅长打架，但也正因如此，这一架打了很久，对面几个小孩被我打得鼻青脸肿，我则被他们打得骨折入院了。
住院期间发生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出院之后，才发现水果店关门了。直到初中我去了外地念书，水果店才重新开门。
母亲说，因为这次事故，她损失了很多重要的人。
首先是几个常来家里美甲的客户，她们是那几个小孩的妈妈。母亲觉得我打架吃了亏，专门找上门去跟别人理论，双方撕破脸皮对骂，把积攒下来的客户关系全给毁了。但母亲觉得不后悔，她要来了很多医药费。“就当是她们未来在美甲上的消费好了。”母亲说。
其次是多年的同学，就是水果店的大妈。母亲说，把我送到医院去的人，正是水果店的大妈。但是母亲赶到医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她赶走了。有两件事母亲气不过，第一件是大妈竟然擅作主张，藏我在店里逃学，第二件事，是大妈付了全部的医药费。
母亲说，她把大妈轰走之后，大妈就一个人站在医院楼下。那天很热，大妈一直站到晚上医院关门。第二天，母亲找到大妈家里，劈头盖脸地把她骂了一顿，大妈一句嘴也没还。母亲说，她咬着牙从银行里取出医药费，全部砸在了大妈脸上，非常解气。
我像听天方夜谭一样看着母亲，脸上全是惊讶，“逃学、打架，都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又何至于——”
话没说完，就被母亲拦下了。沉默了一会，她继续说道：为此我还失去了一个人，就是你那个没心没肺的父亲。
“你爸在外面有女人，”母亲淡淡说道，“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吧。”
“……我感觉得到。”我应道。
“那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不知道。”我摇头，又恍然一惊，“难道——”
“就是那个包庇你不去学校，又心甘情愿掏医药费的女人。”
我停下步子，难以置信地看着母亲，“妈，这……开不得玩笑。”
母亲笑了笑，说我入院的当晚，她就打电话给父亲，把这件事情逼问清楚了。“之前只是隐隐有那种感觉，一直假装不知道……等真的问清楚了，又觉得很不甘心。”
我是真的被母亲这番话给吓到了，半晌没有挪动步子。母亲误解了我的意思，笑着摸了摸我的脑袋：“放心吧，你是我的儿子。”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一次考试考砸了，我不敢告诉母亲，结果老师让请家长，我差点把大妈叫到学校去。要是这事真发生了……我没敢往下想，只觉得背心一阵发凉。
讲完故事，母亲说，相比情绪，人的理性总是成长得很慢。十几岁的单纯，二十几岁的恋爱，三十几岁的亲情，每当情绪在身体里翻江倒海，理性都只能在一旁无助地看着。
年轻的时候，母亲疲于让自己变得更聪明，随着年纪增长，母亲又觉得糊涂最不容易。“知道”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知道得不够”往往招来麻烦。既然理性始终没有同时期的情绪强大，那还不如闭上眼睛装作没看见。
“这些话，你一定不能理解，”母亲最后说道，“就算理解了，也很难认同。因为你现在就跟我三十多岁的时候一模一样。”
回北京那天，母亲往我包里塞了很多煎饺，要我在路上吃。
临出门的时候，母亲叫住了我，迟疑了一会，叫我下次回家带上妻子。
我问母亲，你现在真的把很多事都看淡了吗。
母亲说当然，我又问：那为什么我买回来的水果，你一个也没碰。
“甜的，不喜欢吃。”母亲如此说道。
就这一句话，让我恍惚间觉得，母亲又回到了三十多岁。
“别出事啊，”我尽量说得轻描淡写，“你要是倒了，我可能承受不住。”
“你老妈还轮不到你来叮嘱。”母亲招招手，将我揽进了怀里，“你还活着，我怎么舍得先走。”
经过集市口的时候，我踌躇很久，最后还是去了水果店。
大妈正站在小板凳上，费力地取着柜子上的箱子。
以前，柜子有那么高吗。小时候，我就坐在角落的小板凳上，贪心地啃着水果，大妈常常叫我帮忙，我总是爱搭不理。大妈实在忙不过来，便说“你不帮忙，就不给你水果吃了”，我便回道“那我就不来这里了”。
大妈气得不行，我却笑得合不拢嘴。
如今想想，真是太不懂事了。
我走进店里，伸手替大妈取下了箱子。
“谢谢——”大妈发现是我，连忙接过箱子，“放着，放着，我来。”
几句简单的寒暄后，我说我要回北京了。大妈立马挑拣水果，要我带在路上吃。
我连声推辞，说你总是塞水果给我，弄得我不敢再来了。
大妈双手一顿，脸色有些失落。
又搞砸了。二十多年过去，我好像一点也没有成长。
“要不，来点芒果吧……我喜欢吃芒果。”“哦，对，对，芒果是好东西。”
离开的时候，大妈叮嘱我常回来看看，说我母亲一个人在家，很多事都不方便。我微微一怔：你们偶尔还会见面吗。
大妈说母亲有时会来店里买点水果。
听完，我向大妈深深鞠了一躬。
大妈慌忙问我做什么，我抬起头，请她没事也去我家坐一坐。
“我去干什么。”“画个指甲。”
我们相视一眼，都笑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