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财好义,利亦百倍 书摘
轻财好义,利亦百倍 书摘
宋清,唐长安卖药人,善存好药,并且轻财好义,为时人所称许。
由于宋清轻财好义,名声远播,有从山区水乡来的百姓,都愿意把好药给宋清,宋清以优惠的价格收入。长安的医工得到宋清的好药,再配上他的药方,药就非常容易出售,因此都赞誉他。患了疾病有疮痛的人也都愿意到宋清那里买药,希望能快点好。宋清也都高兴地接待他们,即使是不拿钱的人都给好药,只让他们留下债券。积累的债券多得像山一样高,宋清也不去要钱。有的时间久了,不记得给债券的,宋清也不推辞卖给他药。一年终了,估计有些人不能还钱了,他就把债券烧掉,终不再提起。
其他商人认为他怪异,都讥笑他说:“宋清是个傻子。”也有人说:“宋清是有德之人吧?”宋清听到以后说:“我也是(卖药)取利养活妻子和孩子,不是修养道徳,但是说我是傻子也是不对的。”
我们说不禁要问:宋清到底是傻还是绝顶的聪明呢?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记载:“宋清卖药于长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贬,清辄卖药迎送之;贫士请药,常多折券,人有急难,倾财救之。岁计所入,利亦百倍。”
“义声之下利百倍”,这是对宋清“以义取利”经商哲学的真实概括。
宋清卖药四十年,焚过上百数十人的债券。但也有的当了大官,管辖数州,俸禄很多,他们馈赠宋清的,在门外接连不断。即使是那些不能立刻得到回报,赊债到死都不能还的人有千百人,也不妨碍宋清发财致富。
宋清取利在于长远。长远,利益就大,岂能像那些小商人?一次得不到钱,就会怫然大怒,两次得不到钱就会破口大骂而成仇人了。他们取利,不是很小气吗?我看傻子也是大有人在的。宋清用这样的方式而取得大利,又不妄为,坚持他的操守不改变,最终得以富贵。
轻财好义,自古以来被大商人作为成功的法宝之一。只要我们翻开历史,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
宋代汴京有一小茶房,环境幽静,设施先进,服务态度优良。所以生意兴隆。
有一天,一位姓李的读书人,在茶房前遇一旧知,相引就茶肆相叙阔别之怀。李某身上带着数十两金子,用袋子装着系于肘腋,以防水火盗贼。当时春日乍暖,李某脱下外套,将装金子的袋子放在茶桌上,出门的时候,忘了带走。到了半夜的时候,李某想起此事。李某考虑到当时茶肆内的顾客往来如织,装金子的袋子一定找不到了,遂未前去询问。
又过了几年,李菜再次路过此茶肆,他与同行的人说:“我前几年曾在这里丢失过一包金子。”他这话让茶肆的主人听见了,店方走过来问李某:“你说什么事?”李某说:“本人三四年前,曾在贵店喝茶,遗留一包金子。当时朋友找我去有其他事,所以不曾向您打听。”店主思索片刻说:“你当时是不是穿毛衫在里面坐着?”李某说:“是。”店主又说:“与你坐在一起的那人是不是穿着皂皮祆?”李某说:“是。”店主说:“那东西是我将它保管了,当时我拿着它去追赶您,但您走得太快,在稠人广众中找不到您,于是我将其暂时收取了。我想您第二天一定会来领取的,我未曾打开它,觉得此物甚重,想必是黄金白银之类的东西。只要您能说出金子的块数及重量,你就可将其领去。”李某说:“如果真是您收取了,我定与您平半分取。”店主笑而不答。
茶肆上有一小阁楼,店主拿小梯登楼,李某随到楼上,看到阁楼上收留的客人遗失物如伞、鞋子、衣服等类甚多,物件上各贴有标签,标签上写明了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遗留等内容。僧道妇人,则写僧道妇人;某杂色人,则写某人似商贾,似官员,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则写不知其人。店主在楼角找到一个小包袱,上面写着:“某年月日一官人所遗下。”于是店主与李某一起下楼,当着众人的面问李某包中黄金有多少块,重量为多少。李某回答有多少块,多少两。店主将包袱打开,包中黄金数量果与李某所言相符,店主乃将其还给李某。李某分一半黄金给店主,店主说:“你想必是读书人,为什么这样不理解人呢?古人向来重视义与利的关系,小人若是重利轻义之人,则会将其隐瞒而不告诉你,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常常担心于心有愧。”李某知店主不会接受,只好再三表示感谢,并请店主到酒楼饮酒,店主亦坚持不去。
茶商还金事件传开后,很多人慕名到这里喝茶,茶肆的生意从此火起来了。
“拾金不昧”,看似老生常谈,其实很高明的做法。特别是在如今这个淡薄“拾金不昧”精神的时代,由于“物以稀为贵”的原因,更显得“拾金不昧”的可贵。再说,如果心爱的东西失而复得,其心里是怎样的感激啊。所以,很多有远见的商家都设有“总服务台”,失物招领是其服务内容之一。
生意经:图利不惟利,义利并举无铜臭。义,推动人们谋利有道,取舍有致,利己利人。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谋利必须彰显正义,二者相互促进,利与义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所调:有情有义才有利同心同德才同赢。这是五千年来中华商人总结出的最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