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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五)—— 劝我试求三亩宅

2017-12-04  本文已影响137人  一生长行

        在上一回中我们提到苏轼被调任到河南的汝州,再回来,已不似少年时了。此时朝堂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号称铁打的营盘的王安石他又下台了,这是王安石第二次被罢免宰相之职了。之所以会再一次垮台,不是神宗嫌弃他,而完全是因为王安石那个败家儿子终于一命呜呼见了阎王,老王同志承受不住宦海浮沉,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再加上王安石身边一直有吕惠卿、李定一大波猪队友环绕左右。终于老王同志他悟了,一纸辞呈递到神宗的桌前,干脆撂挑子不干,去江宁骑毛驴了。

      苏轼到了汝州之后,不多久就去拜访了王安石。虽然二人曾经代表着新旧两党,斗的十分厉害。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两人虽然不睦,不过就是政见上的不合,归根到底两个人都是一心为国之人,只是坚持的方法不同而已。所以当苏轼乘船来到江宁,站在江边看着昔日叱咤官场的王安石骑着毛驴不紧不慢来接他时候,苏轼莫名的有些心酸又有些感动。两个天才文学家、诗人、学者,63岁的王安石,47岁的苏轼。就这样在江宁的江边“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人在江宁可以说是过了一段很畅快的日子。苏轼的诗中就写到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什么意思呢,说老宰相王安石,骑着毛驴,一脸的病容。孤独的走在荒野之中,再也不似当年那番风采了。一见到我,就劝我不如在江宁买一些田宅落户,从此与他做个邻居,两人比邻而居算了。我想如果十年前就能做邻居,那该有多好呢?此后苏轼离开江宁,王安石凡有相熟之人路过江宁,必然相邀至舍,以便打听一下苏轼的下落以及苏轼的文章词句。

      以前苏轼也老觉得王安石很有本事,也很有才华。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知道王安石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是聪明如王安石,也做过不少令人费解的事情,比如说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为了使变法有理论依据,替新法的全面推行网罗人才,所以王安石对儒家经典《诗》、《书》、《周官》经义的重新训释并颁布大下,并让其作为科举取士的新标准。王安石固然是大学者,但是一己之见能不能作为世人文化的最高标准呢?能不能作为取士的标准呢?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当然身为文人总有其傲气,其实也不能全怪王安石,现实的需要促使了王安石颁布《三经新义》。但是,毕竟这本书大大的限制了文人的思维,也大大的影响了北宋的文化发展,也许天才的世界总是难以理解的。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苏轼嘲笑王安石对“波”为水之皮的理解了,这一次苏轼见识了王安石的才华。苏轼曾写了这么两句诗“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诗写出来没几个人能看得懂。王安石看见了马上就领悟了里面其实是暗含了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还是出自道教里,比较生僻。道教里用玉楼来形容人的双肩,用银海来形容人的双眼。古人写诗文,诗文里都藏着学问。一个个学问里藏着一个个小包袱,你抖不开这些小包袱,你就不能理解作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今人学古诗文大都流于表面,只着于记诵,实为一大憾事。到这儿,苏轼承认,王安石是真有学问。

      江宁的这次苏王会面,历史上的记载还是可圈可点的。这次江宁之行对刚出黄州的苏轼来说触动甚大。当年雷厉风行的老宰相,此时风华不再棱角不再,不再热衷于政治也不再经心于国事。一心只想过着自由散漫的生活。其实苏轼从十八岁出蜀开始,一直都是立志以身许国的。但是此时千疮百孔的北宋王朝,以及残酷的政治斗争又不得不使苏轼心惊。

      于是苏轼请旨,不去汝州任团练副使,想在常州生活。常州跟汝州比起来距离河南可就远了。神宗对苏轼还是格外优待的,历朝历代的官,大都是在何处任官就要在何处安置。对于这个要求,神宗皇帝,准了。常州不仅现在是个绝佳之地,在宋朝时期也是一个山明水秀、景色宜人的地方,苏轼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很快,苏轼便拿出了他所有的积蓄,一次性在常州购置了一处房产。正当苏轼准备逍遥过日子的时候,一向身体康健的宋神宗,忽然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且一病不起的殡了天。那一年,神宗皇帝也不过才38岁。留下10岁的幼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哲宗。哲宗年幼,前面八仙过海里曹国舅的姐姐曹皇后,也就是仁宗朝皇后,英宗朝的太后,神宗朝太皇太后又早神宗皇帝五年仙逝了。于是哲宗之祖母高太后垂帘执政。

      前文已提过,宋朝皇室里,中期皇帝大多寿数不长,但是选皇后的眼光还是非常不错的。高太后是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以神宗皇帝一驾崩,高太后就全面废止了王安石的新法,一些新党人物也遭到了外放,并且请回了当年砸缸的司马光。朝局来了一次大换血,这次政治格局的改变,史称“元祐更化”。随着朝中政局的变化,苏轼的政治处境发生了改变,宋朝的后宫不仅仅出巾帼,且这些巾帼个个儿还比较欣赏苏轼。不知是苏轼的幸,还是苏轼的不幸。

      于是苏轼在神宗晚期高太后执政之后,开始一路开挂。从黄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的犯官,从黄州团练副使改迁为汝州团练副使,神宗死后两个月又被任命为朝奉郎,登州知州,相当于登州市市长了;又过了四个月被任命为礼部郎中,管理朝廷礼仪、祭祀、科举;三个月后被任为起居舍人,又三月中书舍人,五个月之后变成了朝中的正三品大员——翰林学士知制诰。神宗前一年三月死的,死后的第二年九月,苏轼就到了正三品。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翰林学士,官拜翰林好像是极容易的事情。但是北宋时要做翰林学士可是一点也不容易。

      翰林学士这个官儿南北朝时期就有,但是地位最高的时候,还要算唐玄宗一朝至北宋这一段儿时间。这段时间的翰林学士相当于是皇帝的最高私人秘书。可参议军国大事,北宋的翰林学士是专门儿起草册封皇后、太子、王侯将相诏书的所在。这就相当于这翰林学士是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了。做了翰林学士知制诰,就相当于预备宰相了。

      苏轼哪里是升的有点快,分明是飞的有点低啊!但是我们知道,苏轼的一生并没有做过宰相,反而一向讷于人言的苏辙做过一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之职。那在这样一片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苏轼又遭遇了什么呢?为什么最后却没有走到宰相之位呢?十八岁即许身以国,坐上宰相之位不是更容易施展政治抱负吗?是否是曾经与王安石的会面影响苏轼呢?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在长长的历史长卷中看到了苏轼落寞离开朝堂的身影。也许那一年的“劝公试求三亩宅”才是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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