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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果走到大街上，看到地上有一块钱的硬币，估计都不会有人弯腰，更多人会视而不见。换算到十年前，可能值一毛钱，换算到二十年前，可能值一分钱。话反过来说，二十年前的一毛钱，大概能值现在的十元钱。

二十多年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武汉读大学，社会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报到时要求带的全国通用粮票后来渐渐不再使用了，钱的力量慢慢显现出来，开源与节流都显得十分重要。

当时的学费是每年250元，在学校每花出的一分钱，我都记在一个硬皮笔记本上，来来回回的搬家，后来愣是不见了。不过，数字我记得，六个学期下来，不到三千，这其中还包括按耐不住追求时尚、满足爱好的欲望买过几件奢侈品。

三千块钱，沉甸甸的，其中包含了父亲的工钱，哥哥姐姐们的资助，自己的努力，以及国家的助学金。当时我能做的，就是出卖知识，一是写些文字拿去发表了，赚个二十，三十的，再者就是上门做家教。今天说的更多的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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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互联网上的家教平台，登记注册后就等着盼着就行了。

那个时候，如果你记得或自己做过，就会知道，星期天，有很多同学手持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家教两个字，站在繁华的街道，那种感觉不知道像不像身插稻草的卖身者。

这种效果我觉得太差了，就学起了活字印刷的毕升，从家里把高中语文课本带到学校，拟好一份家教广告单，把需要的每一个字都从语文课本里找到并裁剪下来，再一个字一个字用胶水粘贴成行，筑就一份看上去像打印出来的广告单，最后再拿到复印社复印多份，分发粘贴。这种高科技高难度的作品，没有一点工匠精神估计是很难完成的。

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张一起去站街，跑到了汉口一个人流较多的地方。那天比较幸运，终于遇到一位家住汉阳的买家，同意我们去家教。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商量了，还是让同学张先去，我再等待其他机会。后来，同学张把他的一件蓝色运动衣给我穿了，那种蓝，很明亮。不过，他的个子比我低一些，衣服穿在我的身上，有些短。 这就是当年的同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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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校期间，一共做过两次家教，但机会都不是站街得来的，全是恩师给我介绍的。

前面的一次，是学校财务处一位女老师的孩子，孩子胖乎乎的，家境很好，父亲好像在电力系统，有一定官阶。这种条件优渥的孩子，见识比我都广，所上学校也不错，但根本不学习，看他的英语作业，ABCD都是抛骰子得来的，填空的单词大多也是自己随意拼合的。给他上课，还不如他给我讲课，那点时间全用来给我讲各种故事，开各种玩笑，反正不让我讲。如此这般，虽然给的待遇不错，终究良心过意不去，还是辞工算了。

后面一次，相比前一次，距离要远得多，在汉口汉正街居民区。

辅导的是两个初中孩子的英语，一个是老师同学家的孩子，一个是孩子的同学，孩子们都很有礼貌，也很用功。老师家的孩子姓熊，另一个记不清姓什么了。每周日去一次，一月四次，两个孩子共60元报酬。这次的家教还算成功，提分效果还算不错，毕竟当时我的英语还算不错，在学习、记忆、考试方面有一些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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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切入正题，说说一毛钱的事。

时间就是金钱，富人的钱不值钱，穷人的时间不值钱。钱多的人可以多花些钱去节省自己的时间，时间多的人可以多花些时间去节省些自己的钱。

我的学校在武昌，家教的地方在汉口，中间要途经汉阳，一次家教要横跨武汉三镇。每次去家教，从离学校最近的一站阅马场坐公交到汉口的老法院，车票是三毛钱，但如果少坐一站，就是两毛钱，能够节省30%。而我的星期天时间是最无用的，就想用时间去节省一毛钱（当然公共服务当时的一毛钱，到现在最多也就值五六毛钱吧）。所以，如果出发的时间早，我就会从学校走到阅马场，再沿着路走到下一站黄鹤楼坐车，到老法院下车。或者直接从阅马场上车，提前一站到武胜路下车，沿着中山大道走到老法院。

去的时候还好，回来的时候，就要赶末班车了。要是结束的早，我就会从老法院再跑到武胜路，大冷的冬天，武汉的冬天还真冷，风很大。虽然说是个大城市，冬夜的街头人还是很少。要是结束的晚，我就在老法院上车，在黄鹤楼下来。总之，不在这头跑，就在那头跑。跑来跑去，就是为了节省一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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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觉得值不值，但每每回忆起此事，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后悔，或者觉得自己傻。再苦的岁月，最后都会酝成清茶，越苦，越浓，越入心。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岁月，一点都不觉得清苦，反而觉得幸福。其实青春的那个岁月，从奔波中获得收入，去维持不能中断的学业，真的是很幸福的。尤其是每每到了发酬金的日子，捂着口袋在风中跑，那种感觉不亚于奥运冠军披着国旗在赛场奔跑。

也许正如柴静说的那样，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