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史演义》有感 ------惩治贪腐的重要性

        蔡东藩，清末民初人，以著述历史演义小说而闻名，其所著文辞犀利，所述史事详实，展现了历代兴衰、人事更迭，让后来者鉴，可与司马光所著《资治通签》相媲美。

        我腿受伤养病在家期间，对《明史演义》前五十回进行了认真阅读，大事件可以简单概括为：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建国执政、靖难役、仁宣之治、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弘治中兴、宁王叛乱，统治者经历了明太祖至明武宗10代。历览他们治国之得失，可让我们知道今日反腐工作的重要性，更明白党风廉政建设容不得半点虚假。

     腐败，犹如社会一颗毒瘤，侵蚀着健康机体，如不祛除，就由表及里，恶化社会风气，严重时可导致社会巨变。

        明太祖起于农民，他深知贪官的危害性。因此，在其主政的三十年里，上朝从不敢懈怠，惩治贪官污吏毫不松懈。虽后世对其有诸多非议，但我认为正是他以铁腕治贪，不包庇贵戚勋旧，处理了如胡惟庸、蓝玉等一大批贪腐分子，甚至对贪者“剥皮实草”以儆后来者。正是这样，才开创了洪武三十年的政治清明、百官勤勉干事的局面。

        而后来者，虽有治贪，但力度仍不及洪武时。他们或夹私泄愤，打击报复，或纵情于酒池肉林，过着权色戎马的生活……才出现了宦官王振误国、刘瑾乱国等。

        政治清明时，则群贤毕至，而小人远离。一旦腐败抬头，就会出现贤达人士弃置于山野，而无人问津，群丑则献媚于君前，排挞异己，误国乱权。如不重视身边腐败现象，才出现了正德年间，前有刘瑾乱权，后有江彬、古大用、钱宁等误国，直至后来，宁王朱宸濠暗结中官，外结匪盗，武宗仍被蒙蔽而不知，直至“宁王叛乱”，几乎危机到大明王朝根基。可见，腐败不除，危及社稷！！

        政治清明时，则正气汇聚，而歪风远遁。一旦腐败横行，社会就会流行各种“潜规则”，办事必先备厚礼而求助于人。于是乎，出现了家长给教师送红包、患者给医生送红包……作为园丁的教师、天使的医护，早已把抚育后人、救死扶伤置于脑后了。故社会需要一丝清明，需要剔除各种滋生腐败的温床。可见，腐败不灭，危害风气！！

       政治清明时，则国势日隆，而外人不侵。一旦腐败流行，贪官污吏弹冠相庆，卖官鬻爵则横行其势，宵小之徒则荧惑于朝野。大明虽有成祖三征漠北之绩，然英宗朝，朝纲日衰，信任宦官王振，事事由“先生”裁断，内外奸臣趋炎附势于他，以财贿赂求取高官厚禄，朝中能臣良将或贬或戍。直至我们这位王先生怂恿英宗御驾亲征漠北的也先，出征不足而几近奢靡，遂之“土木堡之变”。可以说王振擅权并大肆畅行贿赂贪污之风，使明朝的“仁宣之治”在英宗朝戛然而止，更使明朝经“土木堡之变”由强盛走向了下坡。英宗之后的后继者，都没有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依旧是过着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相继而来的或是宦官专权、或是朋党之争……最终，带来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上溯到大唐，之所以有开元盛世，这与唐贞观之治，所追求的政治清明，人人求治，而后高宗、武则天治理下也有“贞观遗风”，最后，带来了四海畏服的“开元盛世”。可见，腐败不去，祸患于内外，则追求的强盛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而不能长久下去。

        纵观历史更迭，方知今日治贪已迫在眉睫。惩治腐败，就是要还政治一份清明，挽救社会风气，对我们当代和今后，都是至关重要的。经过十八大以来的洗礼，我们惩处了如周永康、苏荣、郭伯雄等一大批巨贪，足见中国共产党正以何等魄力和勇气，清理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已经认识到了惩治腐败问题的重要性。

        在惩贪时，也不忘完善制度。“八项规定”落地生根，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把其自己行动指南，把党规铁律灌输到心中，先后不遗余力的开展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两学一做”……这些足以证明，我们党正从根子上挖出滋生腐败的土壤，重塑起“为官廉洁”，坚守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做合格的共产党人砥砺前行。作为共产党人，更应像习总书记所号召的那样“不忘初心”。如我们不认识到这些，就会让腐败思想不断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到我们想扭转时为时已晚。因此，我们现在就要有“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认识，从小事抓起，从小事做起，不放纵自己，始终把纪律挺在前，做事有章，为人有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抵御各种侵蚀，自己的人生道路才能越走越远。

        读一部明史，可知今日反腐多么重要，惩治腐败任重道远，不能麻痹大意。在以后的道路上，作为纪检干部，理应担负起应有的历史重任，不怕吃苦，敢于同任何腐败现象做斗争，用一身正气去捍卫政治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