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了起来。
我有幸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生在青岛，从小就是个城里人了。从有记忆开始，我所看到的农民不是到城里来拉茅粪的，就是来送菜的。在我眼里，他们穿着破旧，浑身肮脏，动作僵硬，目光呆滞，碰到破铜烂铁，旧衣烂衫的也都顺手捡走，有时还顺手牵羊，偷拿一些人们摆放或凉晒在外面的东西。由此，小时的我总感到农民与我们不是同样的人，他们要低下一些，我与他们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但是我忽视了一点，我的爷爷奶奶一直生活在农村，他们一辈子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一九七四年高中毕业后，我被告知也要上山下乡，不但要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还要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对此我没有别的选择，但打心眼里不太明白，不太情愿，也不知道将要面临着什么。
我有幸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到农村后，通过与农民的共同劳动和密切接触，慢慢地，我发现许多事情与我原先的感觉不一样了，甚至完全颠倒了过来。下到地里我们什么都不懂，尽问傻问题；劳动中我们什么都不会，总是笨手笨脚的，洋相出的多了。相比之下，人家农民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实际上都非常实在，非常本性，心智一点儿也不比城里人少。可能是因为距离拉近了的缘故，这时我们眼里的农民比过去近得多了，干起活来驾轻就熟，挥洒自如，办起事来井井有条，头头是道，说起话来抑扬顿挫，机智幽默，常常是没几句话就把我们绕进去了，人家已经哄堂大笑了，我们有的人还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冒傻气。
日子久了，经历过更多的事情，我们不由自主地改变着看法，慢慢终于明白了：人和人生来是平等的，只有环境条件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到了城里，农民是显得生点、土点，可到了人家的地界，咱们自己不是也都成了十足的土包子了？由此我想：人应该懂得平等待人，不能随便就要看不起什么人，特别是不能看不起条件还不如你的人。你若总想居高临下地看待条件不如你的人，就等同于认可比你条件好的人也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待你了，这有什么意思吗？这是我们下乡后悟到的一条浅显而重要的道理。懂得了这个道理，不论到了哪里，我就会比较注意尊重别人了，就会比较容易地与人相处了，尤其是就会由衷地同情和亲近那些处于底层的人们了，这对我人格的确立和日后的工作生活裨益极大。
到了生产队，都要过一个劳动关。我们被分到四队的三个男知青，可能长得比较粗壮，一开始就被视为成年壮劳力，按十分记工。但由于什么都不会，一开始不得不每天和婆姨闺女们一块儿“动弹”（土语，劳动的意思）。这期间，一方面因扎在女人堆里不好意思，一方面又因干活还干不过女人们，感觉双重地不好意思。经历了相当的过程后，我们才能干一些男人们干的活计了。那些年跟着农民学着干了不少活，其中我最怕的一是间谷子，二是割麦子。尤其是那割麦子，开始时还能割几下——也就是割几下子，很快就开始腰酸腿痛了。割几下就要站起来看一看，割几下又站起来看一看，看着那望不到头的麦田，心想这辈子恐怕是割不到头了。特别是第二天再来到一块新的麦田的时候，那个发愁呀，真是死的心都有了。当然了，话虽这么说，这么大的一个人，要是一遇到困难就败下阵来，还不被人耻笑？所以在自尊心的驱使下，我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来。腰酸腿痛就让它酸着痛着吧，咬紧牙关继续往前干，尽量在心里想点高兴的事儿。就这样慢慢坚持着，忍耐着——突然之间，猛然发现前面就是地头了——这时的心里那个高兴啊，一种做成了事的成就感犹然而生，心想原来我也能做到啊。如此这般，天长日久，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意识：不管多么难办的事，只要看清了路数，明确了目标，埋下头坚持下去，总能完成那件事情。
此后不论做什么活计，比如熬夜扇高粱，扛整麻袋粮食上房，到小店治理汾河，我都用这个法子挺了过来。我们几个知青还被公社评为“治汾劳动模范”。后来到了部队，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采取这个办法——坚持一下，忍耐一下，再也没有被困难难住过。现在回想起来，能吃苦，不怕困难，是使我后来能有所成就的重要原因！
我有幸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劳动除了能打掉“懒”的毛病，还能打掉一些别的毛病。
过去每当看到进城掏茅粪的农民，我们总是掩着口鼻绕道走，不敢想象自己能与掏茅粪有什么瓜葛。下乡后有一天出工时，队长让我们跟着农民往地里拉茅粪。当时我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是老大的不愿意，因为那毕竟是要动手翻弄人体最肮脏的排泄物啊。但我知道，那个时候如果退缩了，拒绝去掏粪，那就是有“资产阶级思想”，这在当时可是不能被允许的，所以只好硬着头皮跟了去。好在看了农民的演示之后，我们比较顺利地上了手，并没有出现什么过分的反应。一天劳动下来，我很高兴自己能够适应这种局面，感觉自己还有潜力，能够适应更多的东西。
后来我到部队当新兵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全连的党员团员都过组织生活去了，只剩下我们四五个没在党没入团的“群众”没事干，连队便让我们去掏茅粪给菜地施肥。那几个新兵虽然多是来自农村的，可他们多是大队干部的孩子，都说从来没有做过这个营生，站的远远的不肯上前。看到他们那为难的样子，我就只好一个人跳到了茅坑里，挥锹干了起来。没想到这件事竟成了我的“事迹”，从此之后，连队的党团组织都对我刮目相看，加上训练等其它方面的表现，我在我们连那年的新兵中第一个入团，第一个入党，第一个当了班长，唯一被提了干。真没想到，掏粪还有这个用场。
插队之前，我真的觉得农民都是傻乎乎的，到了辛村后，我很快就不那么看了。那时在村里听到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公社来人抓赌，有一个老赌家被抓住了。到了挨个儿审讯的时候，他故意衣冠不整，拖着鼻涕。人家问了他的姓名后，又问他家里有兄弟几个？他说“兄弟三个”。人家又问哪三个？他回答说：“俺、俺爹、俺小子”。人家一听就笑喷了，说：“这个糊涂蛋，把爹和儿子当了兄弟，这样的人哪能赌博，一定是去看热闹的，就把他放了吧”，结果还真把这个老赌棍给放了。你看看，知道什么叫大智若愚了吧，中国的大智慧就在民间藏着呢。这件事还让我认识到，现实生活绝不是非白既黑，而是活生生的，绝不能呆板地去看待。
有一次上工前跟几个社员闲聊，有人说太原附近郊区的菜农一个工能分三块钱，而西山那边有的村子一个工只有几分钱，甚至还有倒贴钱的。这时有福子家老四说话了：“这就好比咱们走在路上，看到有人坐轿子，咱走路，唉，比不了人家。可低头一看呢，轿子下面还有抬轿子的，还不如咱呢。咱们坐不上轿子不如人家，不用抬轿子又比那抬轿子的强。这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咱们知足吧”。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越想越觉得有道理。特别是日后在遇到心里不平衡的事情时，一想到这个比喻，很快就能让自己释然了。我在教育别人的时候，也时常使用这个比喻，帮助很多人摆脱了纠结。
跟村里的老汉们“道歇”起来，那得有学问，不然你根本听不懂。那些老汉们说起话来，不论是人情世故，还是水浒三国，或是节气农谚，总有人能如数家珍一般。而且说起来还总是咬文嚼字，一套一套的，尽是些和折押韵的顺口溜。面对这样的农民，谁还敢说他们没学问？凭什么说他们不能对我们进行再教育？我记得大队有一个黑面孔，厚嘴唇的干部，张口就喜欢甩顺口溜，有时在广播里连续一两个小时顺口溜不断，包含的学问大了。我到部队听领导做报告时还时常想起他，盘算着他要是到部队当了领导，没准还真能行，起码不至于让我烦的想往台上扔石头。
以上讲的，都是在农民身上学习的东西。其实农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辛村就是中国农村的缩影，只要留心了，就能够从中领悟许多社会学的东西。
我有幸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5年冬天，我们随大队的治汾专业队到小店给汾河垒大坝，我因取土的问题与三队的人发生了争执，彼此之间都说对方挖过了界。在我把一车河泥送上大坝回来时，发现我的铁锹被人扔到了远处。我认定是三队的一个家伙干的，就上去推了他一下，三队的人一涌而上要来打我，四队的人见状都端着铁锹迎了上去，彼此纠缠在了一起。其实这时大家都在虚张声势，还没真的动手呢，大队的人就喊叫着拿着绳子来捆人了。到跟前后他们问“谁先动手的？”三队的人指我，大队的人一看我是知青，觉得不能捆，就转过身去找替罪羊，一眼看见四队的金龙站在那里，知道他是富农成分，便不由分说把他捆走了。
当时我真的为金龙屈的不行，明明是我惹的祸，怎么就把他抓走了，觉得欠了这个富农子弟老大的人情。联想到下乡第一天那几个打扫院子的四类分子慌恐的样子，我对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有了想法。我知道我们喊阶级斗争喊了很多年，可以说共产党打江山靠的就是阶级斗争学说，这个学说没有错。尽管我们都听说过过去的某个大户是靠勤劳能干致富的，但那都是个例，从整体上说，地主资产阶级的确是靠剥削起家，多数地主的确是靠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维持其利益的。旧的社会不公平，因而为推翻这个不公平的社会而进行的中国革命完全是正确的。然而到了咱们下乡的时候，解放已经快三十年了，经过几次运动，四类分子已经没有了翻天的资本，地主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一些被算旧帐，总觉得低人一等，处处受到压抑的族群。尤其是金龙他们这些解放后出生长大的人，他们哪里还想什么剥削和压迫呀，能在我惹事的时候不捆他就不错了。对他们没完没了的专政，会在社会成员中无休止地制造分裂，加强仇恨，压制了一部分生产力，所以对此我是有想法的。只是当时这个想法还很浮浅，而且不合主流，所以一直闷在心里。
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对此我十分赞同。二三十年后我回村见到了金龙，还请他喝了酒。可惜这伙计两年后因贩毒被关了起来，前几年出来后我问他这事儿怪谁，他承认怪他自己。
我有幸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插队前后我看过《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小说，拿书中的人物跟村里人一比，都能找到原型。对此我一方面觉得书写得好，作者有生活；另一方面觉得农村中遇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现实生活，疥蛤蟆也好，有福子也好，笨妮子也好，都是活生生的实际存在。了解社会，认识国情，离开了他们就不真实，不完整了。而如果不插队，咱们从哪里去感知这些呢。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想让我们去感知这种真实，体味人的本性，了解中国社会的实情，汲取其中的营养，看清其中的问题，学会从实际出发去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插队这些日子，不管你意识到没有，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都是在向现实学习这些东西的。
这些年来人们时常讨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有人肯定，有人否定，褒贬不一。从我本人来说，我的看法是肯定的，是正面的。尽管毛主席在发起上山下乡运动时有一些无奈，人们说把红卫兵的造反洪流疏散到农村去也好，说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工厂学校容纳那么多的知青也好，那都是现实。除了组织上山下乡，在把这么多正能吃饭的年轻人养活了的同时，让他们通过与占国家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和农村的接触，使他们了解国情，锻炼意志，增长知识，密切与农民的关系，成为踏踏实实为社会做事情的人，这就“很有必要”。与此同时，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把知识和文化送到农村和边疆去，促进农村和边疆的发展，从国家的角度说，这不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吗？而且这些目的也确实达到了。如果摆脱了成见和怨气，我们都是这个运动的受益者。
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吃过苦的，脚踏实地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都成为各行各业挑大梁的人。十八大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7名常委中，有4人曾经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足以说明全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