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妹的故事5/母女两代知青的观念碰撞/王忠一
母女两代知青的观念碰撞
王忠一/文
王忠一：张经棋、牟兰母女.jpg
7月初，重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赴城口，与1956年万县、开县支援城口山区合作化的老知青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一对母女两代知青的经历以及她们对上山下乡运动不同的看法，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关注。
母亲自愿下乡，奉献终身无悔
母亲张经棋，是1956年从四川万县市（今重庆万州区）去城口的老知青。她从万县一中初中毕业后，在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鼓舞下，响应万县地、市两级共青团组织的号召，自愿报名去了边远贫穷的城口县，支援农业合作化建设。
那时张经棋已满十七岁，在同去城口的青年学生中年龄算偏大的。她身体较好，积极向上，就编在最先出发的第一梯队。经过十四天翻山越岭、踏冰趟雪，夜宿牛棚包谷壳堆御寒，晨迎凛冽寒风启程，终于在大年初一迈着层层血泡的双脚，走进了城口县城。这次艰难的行军和城口县城干部群众倾城出动的热烈欢迎场面，成了她终身抹不去的记忆。
随后，张经棋被分配到菜濛区治坪乡红光社当会计。当地政府把她安排在生活条件最好的农户家里，每月供应三十斤大米。队里的家家户户都把她当做珍贵的客人看待，哪家来了客人打牙祭，或者做点什么好吃的，都要请她去作客。
组织的关怀、群众的尊重与信任，让她非常感动，她感到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恨不得把自己所懂得的知识全都掏出来，奉献给这块土地和这些善良淳朴的山民。她很快理清了过去在房柱板壁上画杠杠记的财务账、在坛坛罐罐里放包谷子豆子记的工分账，建立起了农业社里的第一批数字账本，理顺了财务关系。在兢兢业业地做好财会工作之外，她还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办起夜校自任老师，开展扫盲工作，教青年农民识字、算账、唱歌、跳舞，把先进的文化知识带进与世隔绝的山乡，让世居僻壤的山民感受到大山外面的多彩世界。她还带出了做会计、出纳的徒弟。
半年后，张经棋被县里选送到开县农业合作化干部学校学习。还没等到结业，就接到县里的提干通知，调她到县文化馆当干事。这项工作主要是开展文化知识的普及，开展群体性的文体娱乐活动，还经常到各区、乡检查指导下一级文化馆的工作。她干得浑身带劲，如鱼得水。1957年，张经棋与城口县银行干部牟天明喜结良缘，组成了家庭。
1958年，政府精简机构，他们那一批志愿者里提拔起来的干部全在精简之列，被送回农业社从事原来的工作。张经棋此时快做母亲了，就留在家里休息。不久，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了，新建立的机构和各种经济实体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他们又很快被各部门任用起来，张经棋就调到了手工业合作社做会计。
由于张经棋业务好、责任心强、工作出色，1963年调到县二轻公司会计科工作，不久升任会计科长、公司副经理，1988年评为会计师。她用自己的知识才智为改变城口的贫穷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城口这片土地也给予了她值得自豪的荣誉，她被评为“城口县先进工作者”、“万州地区三八红旗手”。
1994年，张经棋到了退休年龄。由于她在公司长期从事财会工作，成了公司的一部“活账本”，又继续留用了三年，快满六十岁时才过上了清闲的退休生活。
退休后，张经棋与许多当年的同伴叶落归根，回到了故乡万州定居。他们每月都要聚会一次，共忆那段难忘的时光，延续患难之中结下的情谊，还组织了两次重访城口的纪念活动。张经棋是这些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之一，她家比较宽敞，常常作为聚会地点和接待站。她的老伴牟天明大哥，把她的同伴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每当他们来家时，他都亲自下厨做出拿手的饭菜来招待。
每当谈起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张经棋都感慨万分，她认为：是上山下乡给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她，以及他们那一批万开赴城口知青，都是铁杆的“无悔派”。
女儿被迫下乡，蹉跎奋斗有怨
张经棋有五个儿女，她风趣地说是结下的五个“知青果”。其中三个留在城口，继续从事父母辈未做完的事业，真正诠释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然而，儿女的经历与父母的经历不同，观念自然就有了碰撞。
大女儿牟兰，是1976年从城口县城下乡的知青。她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虽然她有很强的求知欲望，但是在那个动乱时期，学校不是“停课闹革命”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除了会背“语录”，写写批判文章，哪里学得到多少文化。高中一毕业，学业就中断，上山下乡是唯一的路。轮到她下乡时，已经不再是像母亲当年那样尊重本人的意愿，而是必须服从的“一刀切”；对知青的定义也不再是去支援农村建设的文化人才，而是必须去接受“再教育”的改造对象；对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来说，知青是来摊薄工分和口粮的负担，还容易招惹出节外生枝的麻烦。
牟兰虽然遵照父母的教诲努力劳动，与农民友善相处，但母亲当年的机遇却没有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在前途渺茫、命运无奈的焦虑与忧伤中，度过了两年半知青生涯，直到上山下乡运动结束，1978年底她才招工到城口县汽车运输公司当会计。
返城没几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高速发展时期，社会要求高学历的人才。牟兰不甘落伍，开始自学自考。带着工作与家庭的重负，经过几年的刻苦自学，终于获得了大专文凭。但此时，自学自考的大专文凭已不再是职业发展的“敲门砖”了，随着企业改制，她成了下岗人员。
牟兰仍然不服输，又继续学习注册税务师，在年过不惑之后，获得了注册税务师资格。而这个时候，她的丈夫担任了县政府一个经济部门的负责人，根据相关规定，她不能在丈夫的职权范围内从事相应的工作。于是她不得不放弃自己有着光明前途的职业，留在家里当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她千辛万苦取得的注册税务师资格证，成了只能证明她的资质与能力，却不能助她实现理想和抱负的一纸空文。
虽然现在她的家庭、子女、经济状况都不错，但是她与母亲走过的路相比，总觉得缺点什么，心中总是感到空落落的。
谈起上山下乡的得失，牟兰的心情极其矛盾：她承认“近三年的酸甜苦辣，使我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了中国……艰苦的知青生活，磨练了我更加顽强的意志，使我慢慢成熟起来，使我得以在后来的社会生活中保持冷静，始终保持了做人的本分，培养了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品格。如果说历史造就了知青，那么知青也造就了历史。”
同时她又感慨地说：“十年文革和上山下乡，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把我们学习求知最宝贵、最关键的时光荒废在动乱中和农村里。虽然我们后来付出了双倍的努力，但仍然赶不上趟，被甩在了时代的后面。”
对于知青界存在的“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争论，牟兰认为：“有悔与无悔，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上山下乡，我们虽然是有得有失，但是得失相比，失去的，远远多于得到的。文革和上山下乡，把我们这一代人耽误得太久，让我们失去了太多，我是难以认同的。在其他事情上我都是顺从父母，尽量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得舒心畅意。唯独在上山下乡这方面，我与母亲时有争论，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各持己见。”
一对母女，都当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知青，这在中国知青史上大概也不多见。然而时代不同，下乡的动因不同，经历不同，对各自人生的影响也不同，认识自然就不会相同。从这一对母女在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的观念碰撞，折射出上山下乡运动许多深刻的内涵，其中哪些是成功的经验？哪些是失误的教训？实在引人深思。※
王忠一：作者近照.jpg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红旗民中知青，
1971年落户在南江县平岗公社，1974年底返城工作）
附：张经棋、牟兰母女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