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狂人日记》中鲁迅的自由意识（一）

提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启蒙者先驱鲁迅（1881-1936）先生，无不想到其杰作《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也是鲁迅“听将令”而为《新青年》写的第一篇启蒙小说。

它不仅以深切的表现和特别的格式“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而且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国民性批判”文学主题的基础，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对于《狂人日记》的分析和评论，自从它面世以来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然而，论者大多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宏观叙事手法对其主题思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阐述，以至彼此争论不休，而对其细节内容所体现出的自由意识却鲜有涉及，这似乎是“鲁迅研究”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下面，笔者将从《狂人日记》的传统解读、鲁迅早期思想概况、自由的基本概念、自由对鲁迅的影响、不自由的人身、不自由的言论和不自由的思想等七个方面论述《狂人日记》中鲁迅的自由意识。

这种意识的体现或许是作者的有意表达，或许是其潜意识的无意流露，总之，无论有意或无意，我们通过精读文本都会发现，《狂人日记》确实包含着鲁迅先生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一、《狂人日记》的传统解读

《狂人日记》的中心词是什么？但凡对鲁迅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能够不假思索就回答出来：吃人。

是的，《狂人日记》最明显的主题思想就是“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的这一发现，在国民还处于昏睡状态的当时无异于石破天惊，令人振聋发聩。因为这里的“吃人”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真“吃”，更是腐朽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对国民精神的虐杀。

围绕这一中心字眼，论者们展开了方方面面的论述与分析：吃人与礼教、国民性批判、反帝反封、文化革命、真狂还是假狂等等，不一而足。

林林总总的批评，大都是从文本正面显性的微言大义进行解读和挖掘，而对侧面隐性的自由意识的流露有所忽视。

关于《狂人日记》的写作意图，鲁迅自己就曾经说过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基于此，许多著名批评家（如钱理群、严家炎、林贤治、李欧梵等）都对它进行过宏观解读。

比如严家炎先生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认为“作品（《狂人日记》）通过狂人之口，叫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响亮的战斗的声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个吃人的制度，必须彻底摧毁！这是五四前夕的第一声春雷”。

而国际著名学者李欧梵先生也曾说过：“鲁迅把这一口号（礼教吃人）在小说中引申为隐喻，可以说是忠实地履行了如他自己所说的‘服从将令’的‘呐喊’任务。”

就连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也在其名作《亡友鲁迅印象记·笔名鲁迅》中说《狂人日记》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来掊击过去传统和礼教的弊害”，“这是鲁迅生活上的一个大发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章。因为从此文学革命才有了永不磨灭的伟绩，国语文学才有了不朽的划时代杰作”。

由此可见，对《狂人日记》进行宏观正面的解读无可非议，即使彼此存在争议也属情理之中。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鲁迅的小说虽然都是短篇，但其中不乏“复调”之作，即作品的主题或人物形象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的。

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全知全能式的叙事。这从鲁迅许多小说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叙事手法就可见其端倪，如《故乡》、《祝福》、《孔乙己》等。

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就曾指出鲁迅小说里仿佛“有两个中心，它们既像椭圆的焦点，又像平行线，是那种既相约、又相斥的作用力的东西”。

而《狂人日记》正是属于复调小说。正如严家炎所说：“同一个主人公的日记，就既是疯子的千真万确的病态思维和胡言乱语，又能清醒深刻、振聋发聩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历史的某种真相；当然，这还只是表层的。在深层内容上，同样也响着两种声音：主人公一方面在激昂地愤怒地控诉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的罪行，另一方面，又在惨痛地发人深省地反省自身无意中也参与了‘吃人’的悲剧，惭愧到了觉得‘难见真的人’。战斗感与赎罪感同时并存。”

既然《狂人日记》是复调小说，那么，仅从宏观正面对其进行解读就很难说是全面的。因此，笔者将从文本的细节所体现的自由意识来展现它的另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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