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父亲（28）

如果说考上合一中在当年是难得的荣耀的话，我毫不犹疑地选择放弃多少有些令人遗憾，现在想来母亲肯定为此纠结过。但是现实的条件确实很残酷，年龄小个子太矮视力太差都是我当时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我的生活自理能力而言母亲不可能放心我住读。即便回到太和中学念书，也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

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和从前一样，我根本看不清老师的板书。我常常趴在课桌上听老师讲课，在我的意识中这很正常，整个小学阶段我都是如此，端坐着看黑板似乎并无意义。然而，令我沮丧的是不再有老师像皂角小学的老师那样关照我把教学笔记拿给我抄，更令我感到委屈的是我趴在桌上听课的模样常常被老师认为是在打瞌睡，我虽然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可我在努力记住老师讲课的内容，我偏着头去瞅同桌抄下来的题却被认为是偷看答案，我的低声辩解一点不起作用，只能回到家里崩溃大哭。那些日子，我的天空阴沉沉的，内心有着前所末有的失落，我在行为上变得退缩。

课间也并不愉快，除了和班上几个个头小的同学玩耍外，很多时候都坐在座位上发呆。促狭的粟姓同学总是摸我头和脸，还恶狠狠地威胁我，有时还故意模仿我发音怪异的“ ti”音管我叫“夹舌子”，又或叫我“瞎眼”。老师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些情形，他们只注意到我在课堂上的听课姿势并且认为这将是不可持续的。终于，胖老头周琬平老师向我母亲建议让尽快带我去配一副眼镜，母亲同意了，决定在国庆节带我去验光配镜。

进入中学后的第一个月在我的记忆中是灰蒙蒙的，小学时代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我曾经的聪明与自信莫名消失。这样的体验给予我唯一的意义是让我在后来至今的从教生涯中对于初到班级的转学孩子多了一些自觉敏感的关注，也让我痛切地意识到教师子女被刻意关照背后隐伏的成长危机。很幸运，这样的认识贯彻到了后来对挥弦的教育中，我尽力淡化他作为教师子女的优越感使他在学习生活中接受一种公平意识而不会平添心理失衡，这或许是我对自己这段经历反思而获得的某种智慧，多少也抵消了因为回忆它而带给我的不怎么美好的感受。

1982年的国庆节快到了，母亲做好了带我去北碚配镜的一切准备。而我，再次陷入和从前一样被父亲带去各大医院检查眼睛的恐慌中，我似乎害怕看到和视力检查相关的一切事物。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那些可怖的体验，我尽可能地想象戴上眼镜后能看到清晰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能看清黑板上老师写的题。